知识塑造与职业转型：清至民国川江引水人的变迁研究

　　引言

　　光绪七年(1881)，立德乐(Archibald J.Little)在其首次长江上游行中曾见到云阳城外数里江面上的一处险滩，该滩名为庙基子滩(又称庙矶滩)，滩旁刻有“永静安澜”四字。此题刻为同治七年(1868)云阳县官员整治该滩后所凿，彰其功绩的同时祈求来往川江的船只平安。①历史时期，川江船只的失事率极高，“永静安澜”多为宏愿下的泡影，若想在川江的险滩之中安稳行船，引水人是不可或缺的职业。

　　引水人是当代引航员职业的旧称，不同水域范围对之称呼不一，“在沿海各港引导船舶出入港口者，称为领港；在长江各段引导船舶行驶者，称为领江”。②学界对引水人问题的研究，始于海关史研究的热潮。航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引水人熟悉航道情况，垄断航行知识，该职业与国家航权主权的联系十分紧密。故而，从其管理机构海关出发，探讨引水人管理与引水权问题的研究较多。其中，陈诗启的研究较早以海关为视角梳理了近代中国引水丧权历史。③此后，李恭忠延续此脉络，继续从引水的条约文本、近代中国主权观念等不同角度讨论引水权的丧失与收回尝试的失败，④在引水人员的身份构成、职业管理制度等方面做出了有益尝试。⑤在对珠三角地区引水人的制度史梳理中，王涛关注了珠三角地区华洋贸易中引航制度的建立与衰败过程。⑥以上研究的基本关注点是近代中国航权建设的制度与文本梳理，⑦程美宝则将研究视角下移至引水人本身，从作为底层船民的引水人生活世界出发，探讨16世纪以来华洋交流要冲之地，普通船民的生活体验与其对本地社会的影响。⑧范岱克的研究充分发掘了环境、航运技术与贸易之间的关系：在华洋贸易逐步发展的背景下，船只吃水与日俱增，而珠江口水文环境则因泥沙堆积愈发不适大型船只航行。此矛盾下，华洋贸易仍能稳步增长，范岱克将其直接因素归结于航运职业中的引水人。⑨

　　自此而观，凡涉近代引水人的相关问题，均不可避免西人之影响。彼得·伯克称，新知识社会史需要关注“实用的、地方性的或‘日常’的知识”。⑩作为历史上一种长期存在的职业，引水人在近代面临本土引水知识与西方科学航运知识之间的调适。更为重要的是，在知识体系转换的过程中，社会层面同时会出现相应变化。对此，现有的研究尚未将之厘清。此外，处于西南腹地的川江流域地理环境十分复杂，与前人研究中的沿海地区差异巨大。这些都是本文需要处理的问题。

　　一 “食滩之利”：传统引水人与明清川江的滩师

　　(一)传统引水人的身份分异

　　川江是长江上游宜昌至重庆段1036公里江段的习称，这一江段航道险急，滩险林立，礁石暗流交织，水流形态紊乱，航行难度极大。《川盐纪要》称：

　　惟因各滩大小之形势不同而船只失事之状态亦异，有因水浅流急口狭碍致坏船底者；有因怪石当前，急流直注致坏船首者；有卧石横亘，河身曲折，因转舵不易致折船腰者；有乱石纵横，激成大浪漩涡，致船倾覆者；更有口变迁，以致误事者。在夔万以上，大都有上列各种情形。而在巫峡之间，泡漩石碛，为害尤烈。盖滩可预防，而泡漩则随时发现，随时销灭。石碛则潜藏水中，不易审查，实属防不胜防也。(11)

　　学者在研究中提到，早在唐宋时期川江航道已经形成了助航传统，(12)同时关注到传统引水人的传承方式问题。(13)唐宋至明清，文献记载中的各类引水人较为驳杂，包括篙师、柂师、滩师、领江等群体。上述不同群体的属类、职能在具体时代均有所分异，在此需先进行区分。

　　上述各类人群，其本质差异在于身份划分。首先需要厘清的是唐宋时期即已经形成的篙师、舵工(14)等群体。从职业划分来看，他们本质上属于船工，需要负责船只运行的基础操作。

　　在各类水域航行的船只通常需雇佣多种船工，一般包括“船主、引航员或舵手、艄公、纤夫、水手、厨师和监督”。(15)这些船工随船而行，共同负责船只运行。而引水助航的责任，在明清之前通常附于篙师、舵工之身。《唐国史补》载：“蜀之三峡、河之三门、南越之恶溪、南康之赣石，皆险绝之所，自有本处人为篙工。”篙师、舵工主要职能是指引船只航行的方向与提供动力。具体而言是篙师点篙，舵工掌舵。水情险恶时，篙师、舵工通过相互配合引导船只安全渡过。特别是在船只过滩时，舵工在船尾控制船只方向，篙师则在船头撑篙负责船只进退。李曾伯作《蜀江和周昞仲百丈韵》：“欲知峡路打滩涡，千尺苍筠用力多。进退不烦篙影动，东西惟听柁师呵。”(16)后又作《过新滩作出峡行》：“前竿与后枕，橹六视听一。招呼左右向，心手应相得”，因而能“毋庸事盘滩，了不惧触石”，过后则“波臣信有助，棹师喜何剧”。(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