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刘锡鸿是晚清唯一一任驻英副使。他1876年获荐协同驻英正使郭嵩焘赴伦敦设立驻外使馆，1877年改派为驻德正使。刘锡鸿是晚清率先走访欧洲的外交官，驻外期间曾考察英、德两国政教，著有两部使西行记①《英轺日记》②与《日耳曼纪事》。 置身于晚清自强运动的历史大潮之中，刘锡鸿却一度弹劾驻英公使郭嵩焘、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上奏反对广修铁路。这些倒行逆施之举使得他在近代史书写中长期被视为顽固保守派。③不过，这一标签化的定位已引起学界的反思，其中相关研究可分为以下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仍将刘锡鸿定位为保守派，认为他出使后始终保持“以夏变夷”的立场，仅在器物层面认可西方某些事物。如钟叔河指出刘锡鸿出使后未根本动摇“尚义不尚利”的保守立场，但部分认同了西人“尚利”有收效；④雷俊玲亦指出刘锡鸿出国后对西方的社会风俗、农工商业、科技以及政治外交等方面有客观的观察，但仍坚持西法不能行于中国，对西方的认识和接受停留于器物层面；⑤张宇权亦指出刘锡鸿反对机械火车和以仁义治理天下的思想一直未改变；⑥手代木有儿认为刘锡鸿抵英后虽认识到西方也有“仁义”的政教风俗，但其评价仍基于传统的华夷秩序观，视西方向中国文明靠近；⑦伊藤桃子发展了手代木有儿的观点，指出刘锡鸿保守观的特色在于除了沿用传统的华夷秩序观来定位中外关系外，同时还采用均势模式来分析西洋各国间的关系；⑧冈本隆司亦认为刘锡鸿用中国“仁义”比附西方政教，意在拒绝而非学习西方。⑨ 第二类观点将刘锡鸿归为开明派，认为他出使后破除了将西方视为蛮夷的定见，不仅认识到西方政教优点，还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某些事物。如沟口雄三指出刘锡鸿实以儒家“仁义=民乐”为根基，在经济上形成农本主义思想，反对铁路建设，但在政治上倾向立宪制、地方自治，实与维新变法同气相通。⑩相较第一类观点，第二类观点留意到刘锡鸿侧重治内的思想总特征，并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与近代化之间非对立关系。后续研究者如小野泰教、尹德翔、李欣然摒弃将刘锡鸿定视为保守者，分别采用士大夫观差异、儒学刚强进取与敬畏谦退之别、中西文明关系异同等角度来分析刘锡鸿与郭嵩焘对于西方的认知与接受差异。(11) 第三类观点认为刘锡鸿思想中保守与开明并存，从政治投机的角度分析其思想出现矛盾冲突的面相。如宫明、刘大立认为刘锡鸿实周旋于洋务派与保守派之间，故其政治理念时而侧重变革，时而侧重保守，归国之后因在洋务派中无法谋求发展，故思想更趋保守。(12)第三类观点意图更全面动态审视刘锡鸿思想变化，但却将刘锡鸿归国后有选择地引入西方机器误判为趋向保守。 事实上，刘锡鸿侧重治内，但驻英后期与外籍翻译官博郎(H.Octavius Brown，生卒年不详)多次辩论，认可治内与治外并举的变革方案。(13)他转驻德国时，一度向总理衙门上陈采洋法办理武备、华洋互市等见，(14)归国之后，屡次上奏《访求筑造炮台模式折》《筑造炮台模式未尽事宜十条呈总署王大臣书》《筹办海防画一章程十条折片》等。(15)这些奏折表明其思想发生转变并非虚言。不过，细阅刘锡鸿驻英后期与博郎的辩论可知，他支持仿造西洋船炮，却对仿造铁路独有顾虑，认为中国无办理此项巨款，并否定举借洋债办理的方案。(16)刘锡鸿归国作《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实延续他驻英后期慎办铁路的主张。 甲午战争前国人对铁路引进与否的论争，往往被研究者简视为先进与落后的对立。(17)就刘锡鸿归国后论仿造铁路在中国八不可行、八无利与九害，已有从事铁路史研究的学者从社会经济环境等角度指出清朝当时不具备修建铁路的条件，肯定刘锡鸿此论有一定合理性，但关于其见与当时其他清廷官员相比，是否仍可用“保守”定性，(18)需回到时代语境再加评析。 在刘锡鸿上奏之前，清廷已命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筹商妥议刘铭传《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急造铁路”的可行性。刘坤一以担忧有碍民间生计与内地厘税为由，认为仍需谨慎规划。(19)可见，不能将质疑否定刘铭传方案的官员简视作反洋务者。诚然，与李鸿章言修建铁路的益处与方案相比，(20)刘锡鸿论铁路数论中不乏偏激之词，例如，他认为铁路需依托民间公司集资建设维护，否定了国家试办、官督商办、借洋债等其他方案；再如，他认为中国人安土重迁等因素不利于铁路营利，而未能留意到铁路在推进经济形态与社会生活转变等方面的长远作用。(21) 不过，相较于翰林侍读周德润指责刘铭传、李鸿章欲以夷变夏，“破坏祖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之论，(22)刘锡鸿上奏的立论实有不同。他称仿造西方修建火车“为效中国所不能效”时，提到“西洋之政如教艺课工、矜孤济贫、禁匪捕盗、恤刑狱、严军令、饬官守、达民情等类，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何以悉屏置弗道而惟火车铁路是务哉!”(23)此言足见，刘锡鸿未贬低西洋，而是侧重学习西洋之政来解决中国内治问题。更重要的是，这份奏折说明刘锡鸿非难的是唯火车是务，无法说明他盲目拒绝一切西洋机械。刘锡鸿对中国修铁路持悲观态度，其中不乏受土耳其等国变革失败的刺激，(24)非有意夸大修建铁路的难处。同时代熟悉中外情形之人如郭嵩焘、(25)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亦存类似见解。(26)综合刘锡鸿同期支持置办洋式船炮与其他办理洋务者慎言修建铁路，本文认为刘锡鸿非难铁路不能被简单定性为“盲目排外”“顽固落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