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即将过去，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们正在形成自己的世纪自觉。人们在一波接一波的技术浪潮中，逐渐认识到人将在这个世纪被重新定义，又在一次接一次的区域冲突中，不断感知旧秩序的死去和新秩序的萌生。技术驱动与秩序波动合力，解放了被去政治化的未来话语压抑乃至掩盖许久的未来意识。全球南方未来主义的兴起，既是这种意识苏醒的重要表征，又将成为从意识走向实践的文化先导。 一、未来主义的三次浪潮 未来主义有广狭两种意涵。通常所谓的未来主义，是以1909年2月20日马里内蒂在《世界报》上发表《未来主义宣言》(Manifeste du futurisme)为起点的文艺运动，以彼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意大利为时空中心，至长不晚于1944年马里内蒂去世，至广也不过东至俄罗斯、西至英国。但真正广义的未来主义，需要超越20世纪上半叶，超越“futurism”这个语词，以围绕和朝向未来的思想和行动为关键，贯通现代性和现代意识。 重新界定的“未来主义”概念，指涉长时段的时代思潮以及相应实践，聚焦未来，探索和想象技术发展所造成的变化，尤其是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世界秩序的总体性改变。就此而言，未来主义的第一次浪潮，也就是马里内蒂领衔的这一波，最值得关注的不是或主要不是其新异的审美表达，而是这种表达背后的价值判断和文化/政治构想。意大利未来主义对古典文明传统的敌视、对战争和暴力的推崇、对新技术条件下新感觉的捕捉，以及俄罗斯未来主义对共产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情参与，都应该在“背负独特文明遗产(或包袱)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这样的语境中去理解。 无论是意大利，还是俄罗斯/苏联，都处于近代西方文明的非核心地带，承载相关表达的也以非英语文献为主，这使得未来主义的第一次浪潮成为一段扣访不多的历史，并且似乎已经彻底“博物馆化”，成为过去。然而，对未来的想象在延伸，并且随着现代媒介和通信技术的发展而具有越来越大的能见度和影响力，成为社会意识当中不容忽视的一部分。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诉诸历史，而到了20世纪，对未来的讲述和呈现已经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和国家阵营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战场。其中有很多内容，如“黄金时代”的美国科幻小说、被称为“未来学”(future studies/futurology)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世博会上的工业品展览，都可以说是卡尔·曼海姆所谓意识形态的展演，是主流社会体制正当性的确证。与之相对，同时在内在精神上接续了意大利/俄罗斯未来主义、适合放在这一序列中讨论的，是20世纪60-70年代若干并不以未来主义自称但却是真正在探索新技术可能造就的新社会—世界的思想、文艺建树。 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两部科幻/乌托邦小说，厄休拉·K.勒古恩(Ursula K.Le Guin)的《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和欧内斯特·卡伦巴赫(Ernest Callenbach)的《生态乌托邦》(Ecotopia)，都是未来主义的第二次浪潮中涌现的代表性作品。前者延续了西方乌托邦文类的传统，使双子星球上的两个制度迥异的社会互为镜像，借此思考人类制度的可能性。后者与风靡一时的《寂静的春天》具有互文关系，是对卡逊名著所描绘的反乌托邦未来的逆转，描绘了一个充分实践生态正义以及与之配套的一整套政治和社会理念的理想社会。在问世半个世纪之后，这两部作品在思想上仍然富有启发性，并能引起今人在情感上的深沉共鸣。 这股浪潮退却的文化症候，便是弥漫在《银翼杀手》和《神经漫游者》等赛博朋克文艺作品中的虚无和迷惘。这些未来想象依然充斥着对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垄断巨头的不满，却无力提供任何解放愿景。突围的希望来自非西方，或者准确地说，首先来自西方世界的非西方因素。1993年，文化理论家马克·德里(Mark Dery)在围绕“黑到未来”(Black to the Future)这一主题的访谈中提出了“非裔未来主义”(Afrofuturism)。①德里本人未必有挑战时势的野心，但今天回头来看，这个概念既在某种意义上回应了提出“文明冲突论”的亨廷顿，又与此前一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构成对话关系。福山志得意满地把世界纳入自由主义彻底胜利的未来图景，并不关心非西方世界有什么需求，是不是认可这种世界秩序。非裔未来主义浮出水面却表征着，甚至在西方世界内部，福山所说的普遍均质社会都很难实现。其后的三十年，见证了福山预言的落空，更见证了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及非裔未来主义所启发的拉美未来主义、阿拉伯未来主义、原住民未来主义等思潮逐渐蔚为大观。当前，我们正处在未来主义的第三次浪潮当中。 二、从非裔到全球南方 1.非裔未来主义与非洲未来主义 “非裔未来主义”一词虽然是由白人理论家德里首创的，但脱胎于此前非裔文化丰富多元的创造。德里的灵感源自与科幻小说家塞缪尔·R.德拉尼(Samuel R.Delany)、文化评论家格雷格·泰特(Greg Tate)和非洲研究教授特里茜亚·罗斯(Tricia Rose)的谈话，而这几位非裔美国知识分子显得自信、从容甚至强势。在德里提炼的“挪用技术意象、探索增强未来以表达族裔关切”这层意义上，非裔未来主义从一开始就彰显了族裔主体性。德里本人的关注焦点始终是技术文化(technoculture)，这从他1993年为《南大西洋季刊》组织的专号、次年主编并收入“黑到未来”访谈文稿的《火焰战争：赛博文化的话语》(Flame Wars：The Discourse of Cyberculture)以及2008年的回顾中都可以看到。②与之相对，非裔未来主义三十年来的发展显然是族裔本位的。正因此，这一概念所引领的思考和创作并未局限于日新月异的技术文化的特定族裔面向，而是逐渐独树一帜，从弱势族裔视角观照科学、技术与种族/族群/族裔的关系，并由此展望技术可能造就的新世界，与一个世纪前的未来主义先声遥相呼应，启发了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地区和族群的类似文化表达和建设。以赛亚·拉文德三世(Isiah Lavender Ⅲ)和丽莎·亚斯泽克(Lisa Yaszek)在考察了对非裔未来主义的多元理解后，将其界定为“一场多代际、多类型的美学与社会运动，回应/参与社交媒体与Web 2.0，涵盖自现代性开端至今、遍布全球的黑人作家”。③这场运动以科幻小说和更为宽泛的推测性文类为重要乃至核心形式，但又与其欧洲先驱相似，广涉文学、音乐、舞蹈、摄影、绘画、动漫等多种文艺形式，并延伸到哲学、宗教、政治等领域，发展为“一个集美学实践、认识论建设、经典研究为一体的开放性共识平台”。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