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文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自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萌发以来，至今已有40余年的时间。在乐黛云等第一代学者的努力下，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然而在学科建构的整个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比较直接地反映在学科方法论建构与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方面。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们在方法论建构及中国学术话语的国际表达方面作出一定的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令人遗憾的是，国内鲜有专门性的研究针对此问题进行阐述与论证。 中国人文学术目前仍处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三大体系构建水平不高的阶段，这是通过观察中国近年来的学术研究现状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学术存在原创性话语不足的问题，中国人文社科依然存在“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的问题。在国际学术界中国人文社科依然处于无法言说自身的尴尬境地，中国学术整体上依然处于“西强我弱”的弱势地位，这种学术现象被我国学者形象地称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卡嗓子”问题①。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人文社会学者曾普遍呈现出一定程度的焦虑，这种焦虑进一步导致中国学术的不自信，这无疑对我国人文社科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回顾40年来的学科发展史，究其根本，就是我国人文社科择取的方法论出了问题，在错误的方法论指导下的比较文学研究自然得不出客观、公正的学术观点，甚至会闹出学术笑话。基于此，不少学者开始创建适合中国学术的方法论并用它来指导文学批评实践，且已初步取得一定成效。对这些理论与方法建构的努力进行及时的总结与辨析无疑将有助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建立学术自信，进一步在理论话语上推陈出新，为世界学术贡献中国方案及中国智慧。 一、问题的提出：舶来的方法与西方学术的“话语陷阱” 方法论问题一直都是比较文学学科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受比较文学方法论指导而产生的学术研究会形成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话语体系，并促进该学科的发展。比较文学学科方法论就是对比较文学学科中具体研究方法的理论总结和话语概括。比较文学学科话语体系就是比较文学学科在研究中所运用的术语、范畴及语言表达方式，包括价值判断和意识形态因素等。 我国实施改革开放以来，建立在西方经验基础之上的外来方法论和话语体系长期占据了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在这些方法论和话语体系的影响下学界甚至产生过“中国没有哲学”“中国没有悲剧”“中国没有史诗”“中国文论散乱、不成体系”等错误观点，造成了对中国文化的严重误解和伤害，究其根本还是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建设出了问题。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和人文学者学术心态的转变，如何建构自身独有的方法论体系及加强话语体系建设已经成为人文学科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各个学科的精神亟须，成为不得不回应的时代学术问题。 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来说，运用什么样的方法论来进行研究至关重要，具体方法论诞生的文化语境决定了由此方法指导的研究所独有的意识形态特色。德国社会科学家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中以中国作为参照系进行过“比较”研究，其目的是以中国作为“参照物”来凸显西方文化发展的历史优越性，在学术话语上具有将非西方学术附庸化、另类化的倾向。可见，比较作为一种方法从来就不是单纯的方法论，其中必然包含着主体的价值判断与具体的意识形态观念。在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方法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的方式深嵌到当代学术话语体系当中去。在比较文学领域，无论是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还是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在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建构上无不渗透着各自的价值取向与意识形态观念。正如有学者指出：“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一个国家的思想和理论阵地，也是高质量话语的源泉和生产机构，话语包含的诸种要素和特征，如概念的创新、话语逻辑、说服力、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基础等，只有发达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能够赋予。”②今天西方世界的话语优势与其人文社科的卓越发展关系密切，在国际上曾经流行的一些观点、话语与理论体系，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都是西方学界最早提出并加以系统化的理论，是在国际上形成一定影响的强势话语。反观我国，在理论话语上始终没有摆脱被宰治、被绞杀的命运，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存在严重滞后与不足，对重大学术问题的导向性、聚焦性认识不足，在方法论与话语理论体系建构方面重视不够，从而陷入“以西释中”的研究误区，导致学术上的认知偏颇及不够自信。 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杨周翰先生就提出“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尤其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③，研究外国文学的中国人要有一个中国人的灵魂，这可以说是中国学术自主意识的早期构建。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人在接受外来文学与文论时的态度，但是这种影响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是非常有限的。之后，中国开始了全面学习西方的时代，并在文学与文论上开启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错误学术风向。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学术始终被西方的方法论及话语体系制约，中国学术因而失去了自主性，始终被外国文论及理论话语牵着鼻子走，中国文化也陷入了文化病态。这种深入骨髓的危机感一时让学者发出惊叹：“长期以来，中国现当代文艺理论基本上借用西方的一整套话语，长期处于文论表达、沟通和解读的‘失语’状态。”④就这样，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不自觉中，中国学术慢慢地陷入了西方学术的“话语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