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是“构造人类的‘时间性存在’和‘目的性存在’的语言形式”。[1]将这种语言形式运用“在广大青少年中开展深入、持久、生动的爱国主义宣传教育”，[2]借以叙爱国主义之事、育爱国主义之情、述爱国主义之义、求爱国主义之理，便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叙事。今天，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推动人类社会迎来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时代”。[3]人工智能不仅作为一种“技术手段”，推动爱国主义教育叙事实现了从“同一”向“分众”、从“静态”到“动态”的模式转变，重塑“对谁讲”的对象选择和“怎么讲”的叙事方法；更作为一种“基础设施”与“文明形态”深度融入生产生活、社会交往、国家治理，推动“讲什么”的叙事矩阵发生深刻变革。[4]本文旨在立足智能时代这一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叙事赖以展开的现实空间，分析研判其面临的新机遇新问题，研究探索这一背景下爱国主义教育所述故事、叙事对象与叙事方法的新发展新变化，以期深化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 一、智能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的机遇与挑战 人类社会历来是以讲故事的方式来传承文化基因、延续集体记忆、凝聚奋斗伟力。萨特认为：“人永远是讲故事者：人的生活包围在他自己的故事和别人的故事中，他通过故事看待周围发生的一切，他自己过日子像是在讲故事。”[5]然而，正如语言从来不是百分之百“拷贝”现实一样，人们讲述的故事也总是难以超越历史、超越时代而单独存在。当前，以环境感知、实时决策为核心功能的决策优化型人工智能，以数据识别、实施预测为核心功能的分析预测型人工智能，和以内容生产、创意表达为核心功能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深度重塑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交往、权力结构与思维范式，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叙事的“现实语境”，既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叙事变革提供新的机遇与可能，也提出了诸多新的时代课题。 就新机遇而言，以开放的姿态把握发展机遇、拥抱技术红利、赢得战略主动，首先在于以直接的发展效果和治理效能完成自我证成，展现爱国主义故事的真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在外国列强入侵和封建腐朽统治下，我国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大幅落后于时代，中华民族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6]这里，显然是将“错失了工业革命的机遇”与“列强入侵”、“封建腐朽统治”并列，视为近代中国落后于时代的重要因素。而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要完成“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精彩答卷，重中之重就在于抓住人工智能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信息化发展大势和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出发，既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介入传统产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采购销售、运行管理之中，使制造业在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创新能力等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又注重培育未来产业，加速布局包括未来创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等领域在内的未来产业矩阵；还大力开发数字治理大模型，使之成为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的“倍增器”。日前，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共同编写的《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指数报告2025》正式发布，报告通过对46个重点国家2024年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情况进行量化评估，认为目前全球人工智能创新已初步形成“中美双极引领、梯次化分布”的整体态势，两国的人工智能芯片企业数量、高层次人才数量、大模型数量之和均占参评国家总数的50%以上。[7]凡此种种，无不为新时代讲好中国故事，解释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实践“活水”。 其次，智能时代以强交互性拉近叙事双方的心理距离、情感距离与认知距离，赋予爱国主义故事亲近感。故事的讲述总是要借助于一定的文本媒介。在智能时代到来之前，爱国主义的叙事媒介选择常常通过整合书籍、报刊、广播、电视、电影等媒介的力量，致力于向人们“灌输”同一个恢弘而庄严的爱国主义故事。这一叙事媒介的优势在于信源权威可靠、情节安排合理、节奏把控得当、价值观念正确，却不免失之于严肃统一的话语表达、被动接受的叙事关系和宏大威严的讲述视角，在某种意义上为人们理解与接受爱国主义故事设置了“隐形路障”。人类社会发展到智能时代，互联网成为讲述爱国主义故事的新平台，推动爱国主义叙事从“强权威性”向“强交互性”的深刻变革。历史地看，互联网大致经历了从Web1.0的专业生成内容到Web2.0的用户生成内容，再到Web3.0的人工智能生产内容的转型升级。当人们从被动的“只读”对象，成为主动的“读写”主体，获得个性化、可交互的信息体验时，爱国主义教育叙事才有可能真正贴近个体的日常生活、情感状态与生命体验。在此，爱国主义故事的讲述就不再是自上而下的宣讲，而是平等基础上的情感共鸣；不再是严肃统一的权威术语，而是易于理解、更具穿透力的“网言网语”；不再是“关于过去的知识”，而是“正在体验的此刻”；不再是复杂的“大长篇”，而是节奏明快、金句频出的“微内容”。 就新课题而言，一方面，算法平台的推荐机制与流量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主流叙事的权威，给爱国主义教育叙事主体带来了可信度考验。在智能时代，算法平台赋予每一个用户发声的权利。一个历史事件，可能同时存在官方解读、学者考证、民间口述，乃至历史虚无主义的戏说等多个版本。主流叙事不再被视为唯一的信源，而是变成了信息海洋中的“一个声音”，与多元叙事主体一起争夺公众的注意力与信任。然而，所述故事能否“被看见”、“被关注”并不完全取决于内容本身，而是受制于不透明的算法“黑箱”与推荐机制。这意味着，即使主流媒体发布了权威信息，若算法判断其“互动率”不高，它的传播范围也可能受限。反之，一个煽动性的虚假故事则可能因符合算法偏好而实现病毒式传播。这就导致叙事权威在一定程度上从内容生产者转移至平台算法，叙事主体的权威性、可信度被“流量权”所稀释。另一方面，智能时代的碎片化传播与个性化算法干扰了叙事的连贯性，给爱国主义故事的情节编排带来了协调性考验。基于“短、平、快”的传播原则，社交平台致力于打造“热梗”、张贴标签，或通过剪辑戏剧化片段，以期实现圈层穿透甚至跨圈引爆的裂变式传播。然而，当英雄事迹被简化为几十秒的片段，历史事实被剪裁为“金句合集”或“高光时刻”，甚至在误读、曲解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作时，叙事的完整性、连贯性与深刻性就不再可能。更大的问题在于，算法平台会基于用户偏好构建“信息茧房”。这也意味着，不同兴趣、立场的人会接收到截然不同的爱国主义教育叙事内容。在一个“信息茧房”里，可能充满着激昂的正能量故事；在另一个“信息茧房”里，则可能流行着解构、戏谑的言论。共同体成员共同分享的经验、一致默会的传统、不言而喻的情感和作为共同话题的记忆一旦因此遭到破坏，即对爱国主义教育叙事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