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重塑

作  者:

作者简介:
柳友荣(1966- ),男,安徽巢湖人,安徽艺术学院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现代大学制度、应用型大学研究、劳动教育(安徽 合肥 230011);孙静(1987- ),女,安徽淮北人,安徽艺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安徽 合肥 230011),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劳动教育(重庆 400715)。

原文出处: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人工智能时代大量的劳动被“技术物替”“智能物替”,劳动教育目的重构、价值重塑、内容重组已然成为现实。但是,我们对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研究还较为缺乏。审思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需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关于劳动教育的阐述,因为自由劳动的不断丰富,劳动教育目标将指向于“享受生活的能力”提升;“未来教育”目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人工智能改变了劳动教育“为工作”的属性,“为生活”的劳动教育或将成为主旋律;“休闲教育”成为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应有之义。劳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构成,智能时代推动劳动教育发展有利于建设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


期刊代号:G2
分类名称:思想政治教育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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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的概念早在1956年麦卡锡(J.McCarthy)等人就在美国的达特茅斯学院首次提出,但是,真正给人类社会带来冲击是在70年后的21世纪20年代,特别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的横空出世。人们把大模型面世的2023年视为“智能元年”,而把“预设训练”更加精准、功能更加强大的ChatGPT 4、DeepSeek等智能体闪亮登场的2025年誉为“智能体元年”。最近,牛津大学研究人员作了一项研究,47%的美国就业人员在未来10-20年内“处在风险之中”。麦肯锡研究机构的一份报告显示,到2030年,全球有多达8亿人的工作岗位可能被自动化机器人取代。毫无疑问,无论你对人工智能抱有什么样的态度,大概都无法抵制其扑面而来的影响力。对于个体而言,人工智能对生活、工作、学业的影响无一例外地润物无声;对社会而言,人工智能更是以翻江倒海之势在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掀起狂飙。

  迄今为止,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因为劳动工具的革新,人类在与自然互动中、在不断对象化的实践中,更加有力量。工业革命后,蒸汽机、发电机催生了“替人技术”,它们开始代替人工劳动。而在最近70年里,人工智能从概念到现实,使得“智力物替”甚至“情感物替”的“类人技术”已经不可阻挡。从“使能技术”到“替人技术”,再到“类人技术”,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更新迭代,促成了劳动的“离身”倾向。因此,人似乎离劳动越来越远,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意义何在,成了我们无法回避且必须审思和回答的现实问题。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把新时代的劳动教育界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要求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能够使学生理解马克思主义劳动观。那么问题来了,首先,马克思、恩格斯的劳动教育思想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只有劳动权、没有受教育权的社会现实,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种思想对于我们在智能时代坚持劳动教育有何现实意义?其次,人工智能时代,AI的“类人技术”涌现之后,越来越多的技术性劳动和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替代,一些需要复杂智能的活动也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日新月异而突破,越来越呈现“离身”趋向。在劳动和工作岗位“技术物替”“智能物替”的AI时代,一般劳动似乎离人越来越远,我们还一如既往地强调劳动教育,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正因为如此,我们在“智能体元年”有必要重新审思劳动教育,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里发现劳动教育的时代意义,研究和梳理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目标重构、内容重组和价值重构。

  一、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理论研究与供给不足

  在CNKI(中国知网)中用“劳动教育”作为“关键词”,检索时间设置为“截至2025年8月15日”,检索得到文献17,444篇,发表的时间跨度从20世纪的中叶开始,但经历了70年的不温不火的研究状态,直到2020年《意见》颁布以来,劳动教育研究相关论文才出现井喷式增长,2020-2025年,刊文量分别为1930篇、2914篇、3291篇、3679篇、3227篇、4176篇。可以看出,除2024年外,近几年刊文量呈增长趋势。

  然而,如果排除那些并非纯粹有关劳动教育基础理论研究的论文,17,444篇文献中,称得上理论研究的只有4087篇,不足1/4;文献中较高水平课题研究成果分布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287篇,“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成果260篇,“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成果237篇,总计784篇,占比不足4.5%。由文献分析可见,文献的学术性不够,成果的学术成色不高。如果将“劳动教育”并含“人工智能”作为“关键词”检索项,得到的结果是只有111篇文献。其中,研究论文只有42篇,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有12篇;较高水平课题研究成果具体分布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2篇,“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成果4篇,总计6篇,占研究论文总数的14%。

  这样的劳动教育研究状况,特别是扑面而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究竟为何而为、何以能为、如何作为?其理论供给和研究探索明显苍白。2024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各级各类学校47万余所,各级各类学历教育在校生已逾2.86亿人。如此规模的学生需要接受劳动教育,面对方兴未艾的智能时代,倘若缺少必要的理论研究和必需的理论供给,那么,无论是劳动教育目标达成度,还是劳动教育施行的科学性和路径,都是难以想象的。

  目前仅有的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42篇理论研究论文呈现两个研究方向:一是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学段特征[1-2],倾向于不同学段的操作方案。二是倾向于研究人工智能对劳动教育的赋能情况[3-4]。其中12篇论文属于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最早的是2019年徐海娇的《意义生活的完整性: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何以必要与何以可为》一文,以及刘伟兵在2024年发表的《作为未来教育的劳动教育: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研究》。由此观之,相对于如火如荼的劳动教育实践,尤其是近年人工智能对劳动教育的长驱直入、几无罅隙,仅有12篇人工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理论研究成果,且高水平研究项目少而又少,确实暴露了我们在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理论研究方面的阙如,理论供给明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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