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无主义是伴随西方现代文明而衍生的思想危机，在全球化扩张进程中渗透中国社会，并呈现出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多种样态。其中，价值虚无主义是各种虚无主义的内核，成为虚无主义解构与重构当代社会的核心关切。[1]作为现代文明的普遍性问题，价值虚无主义的成因是复杂的，但资本逻辑无疑起着主导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会努力“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2]716。也就是说，为了实现增殖，资本逻辑总是力图支配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价值领域也概莫能外，价值虚无主义也就滋生了。当代中国，在需要利用和发展资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人们的思想价值与精神世界一定程度上受到资本逻辑的浸染，[3]极易陷入否定自身价值与终极意义的虚无困境。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4]22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新征程上，如何驾驭甚至超越资本逻辑、破解价值虚无主义问题，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为此，对价值虚无主义背后资本逻辑的检视，就是要揭示资本在实现自身增殖和扩张时对价值和价值秩序的破坏，批判其反价值、反文明的非理性逻辑，并探寻消解路径与超越可能。 一、价值虚无主义的资本逻辑溯源 虚无主义生成和盛行固然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但资本逻辑无疑是核心根源。资本逻辑与虚无主义具有同构关系，资本逻辑导致了虚无主义，虚无主义是资本逻辑侵蚀世界的后果。可以说，资本逻辑造就的拜物教就是虚无主义的别名。[5]195价值虚无主义作为虚无主义在价值领域的具体表现与形态，是资本逻辑策动的结果，在根本上从属于资本逻辑。因而，对于价值虚无主义的检视，首先要回到资本逻辑进行追本溯源。 (一)资本通约效应致使价值的扁平化 资本逻辑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将万物量化并通约成可衡量的交换价值，它通过将一切社会、文化和自然领域的复杂价值体系纳入可计算、可比较的经济范畴，消弭了事物本身的多元性与异质性，导致多元价值的扁平化。这种通约效应是资本逻辑造就抽象性社会系统的基础性机制，它以货币的交换价值取代主观性价值，一切价值只有受到资本世界的最高价值即交换价值度量以后，才可获得整个社会的认可。[6]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2]491。这种权力属性使资本能够运用自身的“神力”将感性的、杂多的、碎片式的、对象化的存在转化为可交换的货币形式，从而使其完全服从于市场交换的逻辑。这一转化过程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资本逻辑改变了商品的性质，使得原本不可量化的价值，诸如情感、文化、生态乃至生命意义等，都被强行赋予价格标签，致使“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货币而占有。”[7]252这种通约机制以单一标准消解价值的多元性，使其不可避免地趋于扁平。另一方面，资本逻辑通过货币的中介作用，颠覆了传统的社会关系与价值秩序。在马克思看来，“货币能把任何特性和任何对象同其他任何即使与它相矛盾的特性和对象相交换”[8]247，它可以“把坚贞变成背叛，把爱变成恨，把恨变成爱，把德行变成恶行，把恶行变成德行，把奴隶变成主人，把主人变成奴隶……把一切事物都混淆了、替换了”[8]247。在这一过程中，货币关系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联系，“甚至像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为了买卖的对象……一切精神的或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交换价值并到市场上寻找最符合它的真正价值的评价”[9]79-80，进而彻底重塑了人们对价值的认知方式。也就是说，当整个社会被资本逻辑所浸染后，任何事物的价值评判都趋向于扁平化，对与错、善与恶、美与丑之间的传统界限在资本的作用下日益模糊化甚至消解，从而使得价值虚无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滋生并蔓延，成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一种文化表征。 (二)资本增殖特性推动价值的工具化 资本的核心逻辑是无限式地增殖自身。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10]269。资本在增殖的过程中，企图将一切社会关系、自然资源以及人类劳动都转化为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工具。在这种逻辑下，价值不再以其内在意义或社会效用为核心，而是被简化为实现资本积累的手段，这就必然会导致价值体系的全方位工具化。 第一，商品使用价值的工具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物品满足人类具体需求的自然属性，被强制降格为实现交换价值的中介工具，使得物的内在意义被抽空，转而服务于资本的增殖目的。其次，劳动力价值的工具化。马克思指出：“资本是死劳动，它像吸血鬼一样，只有吮吸活劳动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劳动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10]269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家对工人劳动的剥削关系被工资形式掩盖，劳动力的创造性价值被工具化为资本增殖的要素。 第二，文化价值的工具化。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启蒙辩证法》中指出，文化工业“是一种交易，不过，它在文化上却是不可救药的”[11]142，“在竞争社会里，人们把艺术作品当成了有用，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有用是无所不包的，而无用却被抛在了一边。艺术作品已经完全把自己与需求等同起来，它以欺骗为手段，彻底剥夺了人们摆脱效用原则的可能性”[11]143。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艺术、文学、音乐等文化产品均可能被商品化，不再以审美自觉或批判反思为内核，而是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消解了文化原本所具有的批判性与创造性价值。 第三，社会关系的工具化。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2]403。这种工具化行为将人际关系视为可计算、可优化的资本变量，不仅破坏了社会关系的丰富性与多样性，还导致了人类情感的冷漠与疏离，使得传统社会关系纽带在资本的侵蚀下逐渐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契约关系。当这种工具化价值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人们将逐渐习惯于用物质财富、社会地位等外在指标来评判自身与他人的价值。亲情、友情、爱情等人类情感，在资本的逻辑面前，有时也被简化为可交换的资源。艺术、文化、道德等精神追求，若无法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便可能被边缘化甚至被忽视，从而使得原本多元、丰富的价值体系在资本逻辑的冲击下，趋向于碎片化和虚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