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2年8月，美国通过《通货膨胀削减法案》和《芯片与科学法案》，积极推动美国供应链重塑，试图通过“卡脖子”等方式遏制我国的高科技发展，阻滞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后文简称产供链）的正常运行。这些再叠加地缘政治冲突对全球产供链造成了严重冲击，使得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面临着巨大挑战。2021年，“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国际产能合作，拓展第三方市场合作，构筑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体系”“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①。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②。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③。综上，推动产供链国际合作、增强产供链稳定畅通成为中国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的关键因素。在国际垂直分工高度复杂化的背景下，除传统的进口来源地供给端和出口目的地需求端因素外，链上的中间路径环节也成为产供链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供链互联互通不仅取决于商品生产地和消费地的情况，还取决于商品在产供链流通过程中经过的中间路径。然而，如何识别全球产供链的联通路径仍是一个难题，这对评估和优化中国的全球产供链互联互通构成了挑战。 产供链路径视角为研究如何加强全球产供链互联互通打开了新途径。为增强产供链双边联系，避免“脱钩”与阻滞，不仅可以优化双边直接的产供链联系，还可以强化与第三方中间路径的产供链联系。由此，通过优化产供链联通路径构建我国全球产供链畅通通道，是提升我国全球产供链互联互通的有效举措。此外，以中间路径方式维系、增强全球的产供链联系，也是我国“出海”企业正在使用的方法。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美国推动供应链重塑以及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冻结等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出现以“抱团出海”方式在发展中经济体进行直接投资（罗长远等，2024），呈现从单一产品“出海”到产供链协同“出海”的趋势。由此，我国企业开始了新一轮对外投资热潮，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如在越南、墨西哥、土耳其等诸多经济体开展产供链布局，进行“跨越供应链风险的投资”。通过以这些经济体作为产供链平台加强与海外市场的联系（Alfaro and Chor，2023；Iyoha et al.，2024；Freund et al.，2024）。据此，本文探究中国的全球产供链路径测度指标体系与当下企业“出海”的产供链布局背景相贴合。 为了对此类产供链中间路径测度和分布特征进行科学分析，并使用量化结构模型评估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的全球产供链路径的互联互通效应，我们亟须一种统计核算指标量化这些产供链路径的实际规模，并寻找可以增强产供链路径的具体政策。为此，我们开展了两方面研究：第一，针对全球产供链路径的基础指标问题，构建一种基于假设抽取法（hypothetical extraction method）的测度指标。该指标可以计算出任意两个经济体之间产供链增加值需要某个中间路径经济体参与的部分，可用于评估全球产供链的路径分布。第二，针对如何增强中国的全球产供链路径的政策问题，我们探究了“一带一路”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供链畅通通道中的作用。本文认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定位不在于开拓消费市场、扩展生产基地，而是在于互联互通、联接全球，尤其是成为亚欧大陆的互联通道。《“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深化‘一带一路’贸易畅通合作。加快贸易通道建设。完善贸易畅通网络，构建内外联通、安全高效的贸易大通道”④。据此，结合“一带一路”作为大通道的定位，我们探究其在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产供链联通路径中的重要作用。 就现有文献看，与本文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3类。第一，有关国际贸易增加值核算的研究。在国际分工垂直专业化兴起的背景下（Hummels et al.，2001），核算国际贸易中的增加值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现有文献主要通过跨国投入产出表，在一定生产函数假定下计算贸易中的要素含量，即增加值。这一指标和传统上的贸易指标存在较大差异，反映出由垂直分工深化带来的增加值重复计算问题（Johnson and Noguera，2012；2017）。为解决重复计算问题，现有文献提出了两种不同方法：一是基于一系列投入产出恒等式换算，在数学上将名义贸易流分解为几个部分并分别对其定义（Koopman et al.，2014，王直等，2015）。二是使用假设抽取法，通过假设剔除投入产出表中的某些部分，测度其对整个系统的总体贡献（Los et al.，2016；Borin and Mancini，2023）。Los et al.（2016）还证实假设抽取法得出的国内增加值等同于Koopman et al.（2014）分解方法得出的国内增加值。Wang et al.（2025）与Los and Timmer（2023）还讨论了它们的异同。 第二，有关全球产供链与跨国冲击传导的研究。在经验研究上，全球产供链垂直分工对国际冲击传导具有较强的解释力（Bems et al.，2011；邵宇佳和刘文革，2020）。基于全球产供链分工模型，Caselli et al.（2020）加入了随机生产率冲击，发现国际贸易开放可以平抑国内冲击对整体经济波动的影响，通过在不同来源地之间实现供应链多元化，降低经济波动。使用类似的模型方法，Bonadio et al.（2021）与Eppinger et al.（2021）通过量化分析均证实，在2020年全球经济下行期间，供应链本土化政策实际上并不能降低危机对GDP的负面冲击。也有研究聚焦进口对本土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如Autor et al.（2013）与Fadinger et al.（2024）。基于对Caselli et al.（2020）的扩展，我们不仅在全球产供链分工模型中加入随机生产率冲击（即供给端冲击），还加入了消费者的随机需求端冲击。 第三，有关“一带一路”经济效应的研究。现有研究分析“一带一路”的切入点主要在其互联互通的作用上（周茂等，2023）。de Soyres et al.（2020）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定量评估了“一带一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贸易与福利的影响。Brancaccio et al.（2023）发现，“一带一路”改善基础设施不仅能直接通过降低港口成本，还间接通过激励具有正外部性的新企业进入提升了沿线经济体的社会福利水平。Chen and Lin（2020）发现，共建“一带一路”缩短了交通时间，可以显著促进跨境投资，并且交通网络的外部性也可以使非“一带一路”经济体从中获益。基于这些文献，本文认为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可以加强中国与沿线经济体之间的联通，这些沿线经济体作为产供链的中间路径还增强了所有地区的联系。为此，我们从全球产供链路径视角探究了共建“一带一路”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