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积极的对外开放政策和低廉的生产要素成本，成为全球范围内承接劳动密集型生产工序的最佳选址，并快速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创造了经济增长奇迹(Los et al.，2015)[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受贸易保护主义、地缘政治冲突、新技术革命等多种因素影响，全球掀起了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中国成为此轮产业转移中的主要转出地(刘友金和周健，2021)[2]。一方面，随着国内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攀升、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中国中低端制造业逐渐向更具成本比较优势的东南亚国家转移；另一方面，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力图巩固其在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地位，中国高端制造业出现了向技术水平更高的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经济体回流的现象(杨翠红，2022)[3]。同时，中美战略竞争仍在持续拉锯，美国试图通过技术和投资限制解构中国已嵌入并有效运作的全球价值链，重构由美国主导的所谓安全的全球价值链体系，进一步加速中国产业两端对外转移进程(吕越等，2024)[4]。 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常态，是市场经济下的自然现象。但因外部冲击而导致的产业被迫转移或加速转移，很可能打乱中国目前的产业发展与结构调整节奏(闫冰倩和田开兰，2020)[5]。当前，中国工业化道路尚未完成，也未成为全球产业链条中的链主国家，高低端产业同时转出，将严重挤压中国制造业的发展空间，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产生严重威胁。 从国内情况来看，中国是一个存在较大地区发展差异的大国，东中西部地区间要素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梯度差异(许德友和梁琦，2012)[6]，这种梯度化空间有利于资源的优化和价值链跨区域重组(刘友金和胡黎明，2011[7]；刘志彪和刘俊哲，2025[8])。因此，中国政府积极采取措施引导东部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梯度转移，以期实现经济转型升级与区域协调发展(王树华和刘志彪，2023)[9]。在此背景下，中国区际产业转移与国际产业转移面临激烈竞争。因此，将区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转移纳入统一框架下进行研究，对于完整把握中国产业转移特征、全面量化经济影响、系统性制定产业转移应对策略至关重要。 然而，目前尚缺乏官方的产业转移统计指标，文献中给出的量化指标往往仅能反映产业转移的相对程度，而无法给出产业转移的绝对规模和具体路径。同时，尚未有研究在统一框架中区分区际产业转移和国际产业转移，因此这些研究均无法测度完整且真实的产业转移状况。此外，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深化与完善，产品内分工逐步取代产业间分工和产业内分工，成为当今主要的生产分工模式。国内学者将基于产品间或产业间分工的产业转移称为传统模式产业转移，将基于产品内分工的产业转移称为全球价值链(GVC)模式产业转移(张少军和刘志彪，2009)[10]，GVC模式产业转移已成为当前的主要产业转移方式(刘红光等，2011[11]；许南和李建军，2012[12])。然而，现有研究以传统模式产业转移测度为主，缺乏对GVC模式产业转移的测度。 为此，本文将国际产业转移与区际产业转移置于统一研究框架内，构建国内国际双重产业转移测度模型，测度了中国区际与国际GVC模式产业转移的规模与路径，并评估了历史与潜在产业转移对我国不同地区和世界经济的影响。本文的边际贡献如下：第一，从价值链视角出发，为GVC模式产业转移提供可量化的定义，并构建崭新的产业转移定量测度模型，对当前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提供有益补充；第二，编制内嵌中国省份的全球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并借助产业转移定量测度模型，测度2002-2017年间中国国内国际双重产业转移规模与路径，为把握中国产业转移态势提供数据支撑；第三，定量评估历史与潜在产业转移对中国不同地区和世界GDP的影响，为了解产业转移的经济影响提供历史参考和未来预警。 一、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产业转移的定量测度方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类：一是基于微观企业数据的度量法。该方法利用企业经营数据、对外投资数据(Aguilar，2002[13]；Belderbos and Zou，2006[14])及相关转移意愿调研数据(陈建军，2002[15]；Brouwer et al.，2004[16]；Arauzo-carod et al.，2010[17])对产业转移进行量化。此类研究往往受企业样本量和调研成本的限制，难以反映产业转移的全貌。二是基于宏观经济比率指标的度量法。该方法采用的指标有区位熵、赫芬达尔指数、产业梯度系数等(Wen，2004[18]；张公嵬和梁琦，2010[19]；孙晓华等，2018[20])，衡量的是产业转移的相对规模，而无法衡量产业转移的绝对规模和具体路径。此外，该指标的变动容易受到经济增长的干扰且很难将该影响剥离。同时，该指标也未考虑产业间的相互关联，因此对真实的产业转移测度存在一定的偏差。三是基于投入产出的产业转移规模测度方法。投入产出方法以其棋盘式格局，清晰地反映出系统内部各个部门间错综复杂的生产关联，在研究产业链方面具备天然优势。有学者尝试基于投入产出方法测度产业转移规模。例如，刘红光等(2019)[21]借助投入产出表和Leontief模型计算一段时期内地区间双边产出的变化，并将其视为地区间的产业转移规模，分别测度了1997-2007年间中国地区间产业转移趋势和2000-2014年间全球产业转移趋势。王恕立和吴永亮(2017)[22]借助Koopman等(2011)[23]对出口的分解，将一段时期内部分出口的变动视为产业转移规模，测算了1995-2011年间的全球产业转移趋势。然而，上述方法中双边产出或贸易的变化不仅受到产业转移的影响，还受到经济波动的干扰。高翔等(2020)[24]、Gao等(2022[25]；2025[26])、尹杰等(2024)[27]将基期的产业规模乘以一段时期内产业份额的变动视为产业转移的规模，并借助投入产出表数据对产业转移规模进行测度。然而，该方法无法追踪具体的产业转移路径。此外，上述研究也未考虑当前中国产业向国际和区际双重转移的情形，研究使用的数据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此这些测度仍无法反映现阶段真实且完整的产业转移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