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通常是传统国家间移民的主要“推拉”力量。当前,全球移民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安全因素(如区域性战争和内部动荡等)导致移民人数屡创新高。截至2023年9月底,全球因战争、迫害和暴力而被迫迁移的人数超过1.14亿①。2022年2月,俄乌冲突的爆发严重冲击着欧亚地区的移民流动,除大批乌克兰人背井离乡外,部分俄罗斯公民也迁离俄罗斯。由于签证便捷、入境条件宽松、俄语普及度高且对俄罗斯态度温和,中亚国家成为俄罗斯公民的首选移民目的地。这种自俄罗斯向中亚国家的移民流动,改变了近三十年来中亚向俄罗斯单向劳务输出的迁移模式,对移民两端国家的社会、经济和外交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当前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的双向移民流动既包含经济因素驱动下的传统劳务移民,又同时存在新的“服役入籍型移民”和“战时避难型移民”,兼具世界移民浪潮的整体趋势与个案特质,研究价值显著。本文聚焦2022年以来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移民的双向流动,通过对比移民双向流动的规模和特点、移民接收国的政策调整,以及对各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区域权力格局的影响,为研究地区冲突背景下移民浪潮的未来趋势和治理方向提供新的视角与思考。 一、移民双向流动规模和特点 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稳定的移民格局始于苏联解体后不久,俄罗斯作为劳动力短缺的区域经济中心,需要源源不断地吸纳中亚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以工作为目的在俄登记的中亚移民人数基本维持在每年300万人以上。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所引发的制裁及军事动员,促使大批俄罗斯人逃往中亚,形成新的移民流动方向,具有独特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特征。 (一)俄罗斯向中亚国家的移民流动 1.移民规模俄联邦安全局边防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2月后俄罗斯公民出境人数持续大幅增加,9月军事动员期间达到最高峰值。2022年出境人数达2430万次,前往中亚国家的为385.2万次,比2016-2019年的入境总数377.4万次还多。②其中前往哈萨克斯坦的人数为269.3万次、吉尔吉斯斯坦为44.7万次、乌兹别克斯坦为40.6万次、塔吉克斯坦为30.6万次,而2021年的相应数据分别为80.6万次、27.9万次、20.3万次和9.8万次。③受军事行动影响,除塔吉克斯坦外,2022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间的人口流动首次出现俄方净流出。进入2023年后,由于局势陷入僵持,加之主要“出走”高峰已过,俄罗斯人口外流有所回落。 与庞大的入境人数相比,真正留在中亚的俄罗斯公民仅为少数,不少人将中亚作为中转站或临时避风港,在这里逗留或短或长时间后转往欧洲、北美等国家,或不堪舆论压力返回俄罗斯。中亚大学学者在2024年1月发布的一份政策简报显示,2022年2月后约有75万—150万俄罗斯公民迁出,约有26.5万人移居中亚,其中吉尔吉斯斯坦6.5万人,哈萨克斯坦7.5万—10万人,乌兹别克斯坦10万人。④据俄罗斯人口学家尤利娅·弗罗林斯卡娅(Юлия Флоринская)和阿列克谢·拉克沙(Алексей Ракша)估计,2022年移民潮的人数为40万—80万人,其中至少有10多万人留在格鲁吉亚,10万人留在哈萨克斯坦,5万—10万人去了塞尔维亚,约3.5万人去了以色列、吉尔吉斯斯坦和欧盟国家。⑤2025年初,中亚各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新俄罗斯移民社区。 2.移民结构和动因新移居中亚的俄罗斯人被称为“再安置者”(релокант),他们具有以下特征:第一,年龄较轻,大多在30—33岁间,男性居多,军事动员后男性移民比例明显升高。第二,受教育水平高,70%—80%的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具备较高专业技能,职业流动性和社会适应性强。第三,有一定经济实力,绝大多数人来自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大城市,93%—97%的人在“出走”前主要从事信息技术(占45.4%)、行政(15.8%)、艺术设计(15.7%)和教育(13.8%)等工作。⑥ 由于新移民群体受教育程度和经济基础较高,拥有丰富的社会和物质资源,他们对社会风向的变化更敏感,对政治的参与度和关注度更高,决定“离开”的原因⑦也更加错综复杂:一是政治原因,他们反对军事行动,对现政权持反对态度,其中不乏公开发表过反战言论或参加过非法集会者,甚至包括反对派政治家,不少人在“离开”后依旧组织或参与反对军事行动的抗议活动;二是经济原因,冲突初期俄罗斯经济动荡、卢布贬值、大批企业停工,许多国际公司或与外国有广泛业务联系的本土公司在俄罗斯运营艰难,不得不撤离并带走员工。此外,由于银行支付系统受限,此前为外国雇主工作、通过俄罗斯账户收取工资或交付订单的通信专家和公司,只能移居他国并开设新账户开展工作;三是安全原因,军事动员令发布后,俄罗斯国内的安全风险和征兵压力剧增,数十万符合征兵条件的年轻男子因惧怕被征召而迅速逃离,这部分紧急撤离的人群具有一定的难民属性,也是移民群体中政治敏感度和经济水平较低的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