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发展的特征及其变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历次人口普查数据,对比分析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规模、年龄结构、社会结构和迁移流动等情况,研究发现:(1)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规模持续增加,占全国人口比重稳步提升;各民族人口数量差异大,5个民族人口负增长。(2)性别结构趋向合理;年龄结构相对年轻,老龄化步伐加快且城乡倒置。(3)各民族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族际通婚普遍,从业结构不断优化。(4)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人户分离日趋显著,人口流动水平不断增强,人口分布更加均衡。作为后发型现代化群体,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正逐步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
图1 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规模与占比 2.各民族人口规模悬殊,但位次稳定。一是各民族间人口规模差异分化。七普时,柯尔克孜族、仫佬族、土族3个民族的人口数量均超过20万人,合计为76.36万人,共占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总量的36.89%;人口数量为10万-20万人、1万-10万人、0-1万人的民族数量分别有6个、13个、6个。土族一直是人口数量最多的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数量最少的民族则在发生变化,1982年至2000年为珞巴族(分别为1066人、2322人、2965人),而2010年和2020年分别为塔塔尔族(3556人)、高山族(3479人)。二是各民族人口规模梯度基本未变。人口规模梯度是指按照民族人口数量从多到少顺序进行排列的描述方式,其反映了各民族在人口规模上的差异和分布特征,是一种对民族人口结构进行量化分析的工具。1982年至2020年,人口较少民族中有18个民族的人口数量排序未发生变化,其他民族的位次仅浮动1-2位,这表明各民族人口在现代化过程中享有平等的地位与同等的发展机会。 3.各民族人口增速明显放缓。1982-2020年,人口较少民族年均增长率逐渐下降,明显放缓(见表1),其人口增速下降的特点与同期全国及少数民族总体情况一致,但高于全国水平及全国少数民族水平。具体来看,1982-1990年是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增速最快的阶段,年均增长率为4.58%,分别是全国水平的2.99倍、全国少数民族水平的1.18倍;1990-2000年,人口较少民族年均增长率降至1.67%;2010-2020年,年均增长率再降至0.89%。
由此,可将2010-2020年间人口较少民族人口增长的类型分为五种:一是快速增长型,仫佬族、撒拉族、毛南族3个民族年均增长率超过2%;二是较快增长型,保安族、乌孜别克族、京族年均增长率介于1.48%-2.00%;三是较低增长型,珞巴族等9个民族介于0.56%-1.48%;四是低速增长型,门巴族等8个民族介于0-0.56%;五是负增长型,5个民族的人口数量负增长,即塔塔尔族由3556人降至3544人、高山族由4009人降至3479人、怒族由37523人降至36575人、塔吉克族由51069人降至50896人、土族由289565人降至281928人。 4.人口负增长问题较全国水平更为突出。1982-1990年,全国各民族人口均正向增长。1990-2000年,全国56个民族中只有塔塔尔族和乌孜别克族负增长。2000-2010年,全国人口负增长的民族增至13个,包括俄罗斯族、毛南族、乌孜别克族、达斡尔族、高山族和独龙族6个人口较少民族。2010-2020年,全国有7个民族人口负增长,人口较少民族就占了5个(塔塔尔族、高山族、怒族、塔吉克族、土族),人口较少民族人口负增长问题较全国水平更为突出。同时,塔吉克族、怒族等边境民族的人口负增长可能削弱边疆安全屏障,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空间格局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二)性别比趋于合理,性别结构逐渐均衡 人口性别结构的均衡发展是实现人口自然结构现代化与人口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性别结构通常以“性别比”(女性为100)作为衡量标准。 总体来看,人口较少民族人口性别结构逐渐改善,趋向合理;同时亦存在民族差异和阶段差异。纵向来看,1982-2020年,人口较少民族的人口性别比一直呈下降趋势,由103.4下降至101.99。同时,性别比超过100的民族数量不断下降,2000年至2020年分别为20个、16个、14个。七普时,人口较少民族总体上是男多女少,优于全国少数民族(104.47)和全国(105.07)水平。2020年,仅有7个民族性别比水平高于全国水平,分别是高山族、仫佬族、毛南族、锡伯族、乌孜别克族、京族和塔塔尔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