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宗旨，边疆研究也不例外。其宗旨在于解决国家边疆治理的一系列问题，并在全球化背景下对国家边疆经略提出前瞻性、战略性、普适性的边疆治理理论。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24年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进边疆治理，需要强化理论支撑。要加强边疆史和边疆治理相关的多学科研究，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边疆学知识体系。”①综观中国自古以来形成的边疆治理理论体系，其不仅丰富多元，②还契合本国不同时期的治理需求；而西方在大航海时代以来形成的边疆理论则主要服务于殖民扩张与统治。③如今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不仅需要解决边疆各类具体问题，还需要把边疆治理放在中国与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中审视，更需要为全球化时代边疆治理的共性问题贡献创新理论。2025年4月8—9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周边工作会议指出：“以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命运与共为理念方针，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的亚洲价值观为基本遵循，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要平台，以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为战略支撑，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来。”④在当前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阶段，中国唯有妥善解决边疆治理问题，才能为全球边疆治理贡献智慧。因此，本文通过梳理中国边疆治理理论的历史脉络，对照西方边疆理论，总结中国特色边疆治理理论的时空演变的规律，以推动人类边疆治理理论的发展。 一、陆权时代的“自然边疆”与“守中治边”理论 人类文明起源于地球陆地，这使得国家疆域的形成必然始于陆地边界的确立。中国作为全球公认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唯一一个历史悠久且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在西方学者的眼中，“中国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国家，而且是大陆文明”。⑤“自然边疆”理论是指中国疆域的形成源于人口从黄河流域向其他流域的自然迁徙与融合，自然形成的边疆治理基本格局。它的价值观是道法自然，即“大自然自有其法则、规律与生态，人类应当尊重大自然的法则，珍惜大自然的生态，从而达到合‘理’而‘美’的生存状态”。⑥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与边疆治理均以自然山水为基本框架。中国人民通过适应不同的生态环境，创造出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在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拓展生存空间。随着人口不断增长，适合人类生存的四季分明的黄河流域等宜居核心逐渐饱和，促使人口向南进入长江流域、向北进入蒙古草原、向西进入戈壁沙漠中的绿洲、向西南进入青藏高原自然扩散。中国所在的亚洲大陆地理连贯、陆域相连，中间没有海洋隔离，这就为中国人向周边区域迁徙扩散奠定了自然生态通道。于是在古代中国统一时期，就以自然山水为界，不设精确的界线，只在关键的隘口设立关卡守卫。如秦统一六国后建立的疆域“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⑦这表明自然山水就是秦国疆域的天然界标。即使在分裂时期，古代中国也是以自然山水为疆域界标，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唐(公元937—975年)的疆域“东至福建西部，西至湖北东部，南至南岭，北抵淮河”。⑧经过历代疆域变迁，最终在清朝乾隆时期“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⑨当西方列强通过海权在南亚进行殖民扩张时，清王朝仍承袭着以自然山水划定疆界的传统。这体现了陆权时代中国的自然边疆观——以显著地理分界(如山脉、河流)作为国土边缘的判定标准。这里的自然山水，既指错落起伏连绵不断的山脉，也指将陆地分隔开的江、河、湖、海。这些自然山水边界兼具分隔与连接的双重功能：既是中国与邻国的天然分界，又是彼此往来的通道。这种模糊性体现了中国传统外交智慧——在划分疆界时保留缓冲空间，以便化解争端、维系睦邻关系。 “守中治边”理论是中国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的边疆治理理论。《二十四史》记载，中国历代王朝均有明确的都城，如夏朝曾定都于“禹居阳城”(今河南登封告成镇)以及“太康居斟鄩”(今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附近)。⑩这说明都城作为历代王朝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与交通枢纽，其核心地位使其在历史记载中不可或缺。把古代中国规模比较大的政权都城连接起来，基本上能够看到中国中心的轮廓，比如西安是十三个王朝的都城，洛阳是东周、东汉、北魏后期的都城，开封是北宋的都城，大同是北魏前期的都城，(11)云中、代郡曾是匈奴大汗的牙帐所在地，(12)凉州是北凉、南凉、前凉、后凉等多个政权的都城，(13)杭州是南宋的都城，北京是元、明、清三朝都城，南京是明初都城，等等。以上不同王朝的都城均在黄河和长江流域，且以黄河流域为多，这与考古发现的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相符。因为黄河流域所在的北温带四季分明，气候适合人类生产生活，中国人至今遵循的二十四节气就是根据黄河流域的气象物候条件所创造，因此从某种角度上讲，黄河流域就是中国的中心。随着人口增长，古代中国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逐渐向四周迁徙。在此过程中，不同民族通过交往与交流不断融合，推动文化融合与国家发展，最终形成统一而多元的中华文明。首先，最适合迁徙的地方就是黄河流域的两端，因为这些区域也是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于是就形成了东沿长城东迁为东夷，西沿丝绸之路西迁为西戎。其次，当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人口压力增大、资源承载力接近极限时，古代中国人开始向外迁徙分流。其中一支沿长城或丝绸之路向北移动，逐渐形成被称为“北狄”的群体；另一支则向南越过淮河，进入长江、珠江及西南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流域，被称作“南蛮”。部分人群继续沿藏羌彝走廊(古代的茶马古道)向西迁移，最终进入青藏高原。所谓的东夷、北狄、南蛮、西戎是古代中国人向四周迁徙后与都城距离的称谓。比如《史记》记载：天子之国以外五里甸服，甸服外五百里候服，候服外五百里绥服，绥服外五百里要服，要服外五百里荒服。其中绥服中的三百里为夷，意为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荒服中的三百里为蛮，其意为慢，礼简怠慢，来不拒，去不禁。(14)对于远离京城的四方之民，历代王朝一方面通过京城派遣或任命四边土官根据政令、法律统治边地，如西汉时期设置的西域都护府、(15)隋唐时期的羁縻制度(16)和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17)就是皇帝任用流官和土官守中治边的代表。另一方面，因地制宜地实行具体的守中治边措施，比如屯田、(18)和亲、(19)质子、(20)会盟、(21)设立“瓯脱”(22)等等。最后，建设从京城到边疆的交通道路网。秦直道是连接秦都长安与蒙古高原最早的战略通道，(23)后来将京城与四周边疆连接起来的通道就是长城、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今天的藏羌彝走廊)。(24)在这些通道下周围还设有很多的次通道，不仅将历代王朝的京城与边疆连接起来，而且成为不同区域的中国人进行商品贸易的通道，比如丝绸之路虽然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的，用以指代连接中国与欧洲的古代陆上通道，(25)但早在先秦时期，这条路线就已是亚欧大陆之间人员往来、商品交流的重要通道，并成为中国内部东西南北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纽带。在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又延伸出更多的次通道，使得丝绸之路成为通道多元的交通网。历代王朝通过土官与流官相结合的政治制度、实施差异化边疆政策及构建中国内部的交通网，最终形成了守在京城、治在边疆的“守中治边”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