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异于西方政党为利益集团谋取特殊利益，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肩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价值使命，属于典型的使命型政党。为践行这一使命，中国共产党必须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这既是中国共产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也是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鲜明特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把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1]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强调，要“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把社会期盼、群众智慧、专家意见、基层经验充分吸收到改革设计中来”。具体到基层治理，党的群众路线可解析为基层治理的目的、主体、成果、评价均与群众紧密相关，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势必需要及时回应群众诉求。北京接诉即办和浙江新时代“枫桥经验”是走好新时代群众路线的生动实践，也是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的实践典范。那么，从这类基层治理实践创新中，能否提炼出解释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理论范式?基于使命型政党及时回应群众诉求的鲜明特征与田野观察，这里采用“回应型治理”(Responsible Type Governance)予以描述，并将其作为建构基层治理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概念予以运用。这是本文的立论原点和关键点。 一、文献评析：回应型治理作为理论范式呼之欲出 “回应性是指政府对社会的各种需要做出及时的、敏捷的和负责任的反应”[2]，政府只有具备及时高效的回应能力，才能满足各种社会需求，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发展。政府回应研究已成为公共管理领域的热门议题，备受学界关注，个别文献甚至已在特定情境下提出了“回应型治理”的概念。总体上，既有研究呈现如下特点。 (一)基于西方政府治理话语体系在中国情境下开展政府回应性研究 国内关于政府回应性研究主要源于西方理论。一是西方竞争性选举理论。竞争性选举有一定的民众诉求表达与回应功能，由此引出非竞争选举体制的回应功能问题，实证表明我国政府具有回应性，总体上“块块”回应性好于“条条”，但水平回应与垂直回应相背离[3]。二是西方对话理论与双向沟通理论。其代表性观点认为：“回应性政府理论是基于西方对话理论、双向对称沟通理论等发展而来”[4]，因此政治建设旨在建构具有开放性和互动性的回应性政府，由此讨论政府回应与民众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三是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基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顾客导向讨论政府回应性的内涵与价值[5]、过程与结果[6]、理性导向抑或情感导向话语模式[7]、敏捷治理(Agile Governance)[8]、选择性回应与条件性吸纳[9]等内容。21世纪初，源自计算机开发的“敏捷技术”被引入政府治理，2018年德国学者梅格尔(Mergel)提出“敏捷政府”概念，并思考如何促使疫情期间的政府管理更敏捷[10]。此后，薛澜、于文轩等学者引进、界定并系统阐释了敏捷治理。这些研究以西方话语为基础，讨论政府回应公众诉求的基本内涵、影响因素、实践形态等内容，对本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模糊中西方政治体制差异性展开政府回应性或回应性政府研究 既有研究聚焦打造回应性政府的宏大叙事，借用西方话语表达政府回应性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或重要标志，或强调“良性的政治互动和高水平的政府回应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11]，或认为“强化政府回应能力建设是未来政府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方向”[12]等。超越意识形态差异，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现代政府必然回应社会公众诉求。然而，中西方政府在为何、如何回应社会诉求方面有本质差别。1887年威尔逊(Wilson)首次提出政治与行政二分原则，1900年古德诺(Goodnow)在专著《政治与行政》中明确提出“政治是关于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关于这些政策的执行”[13]的观点。由此，在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政治体制下，政府行政确立并延续“价值中立”的准则，行政官僚对社会诉求的回应在实践操作中悄然转化为对民选总统的选票，行政官僚自主性提升使得公共利益经常被官僚利益取代。然而在中国“党政体制”[14]框架下，执政党和政府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理念，肩负着及时高效回应群众诉求的职责使命。过度依赖西方话语体系开展研究，忽视使命型政党的价值驱动功能，显然无法准确完整地描述与解释我国“党政体制”回应群众诉求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内涵。 (三)个别学者基于特定情境提出回应型治理概念但尚未全面阐释 鉴于回应性政府或政府回应性等概念的局限性与实践丰富性之间的张力，个别学者已在特定情境下运用“回应型治理”的概念。例如，2015年张则行在论文《政府责任重构与公共服务授权——回应型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中指出，基于政府责任重构和公共服务授权提出“回应型治理”概念，提倡基于伦理责任、法律责任、绩效责任重构政府责任作为回应型治理的基础，并将创新公共服务授权供给方式作为回应型治理的实现路径[15]。再例如，2023年郑琳的论文《迈向回应型治理：街镇综合执法改革的法治化研究》，针对行政执法改革“陷入压力型治理困境”抑或“走向自主型治理极端”的实践困境，提出“走向回应型治理”的改革目标，提倡优化横向协同和纵向监督关系，因地制宜开展“赋权式”行政执法改革[16]。这些研究为本文全面阐释回应型治理奠定了基础，然而聚焦特定话题或聚焦微观案例，均无法凸显基于中国式基层治理特色实践提炼运用核心概念的经验自觉与理论自觉。 综上，回应性政府或政府回应性作为现代政府的一种属性特征引起学者广泛讨论。然而，国内既有研究要么聚焦于打造回应性政府的宏大叙事，较少基于政府科层制组织结构、现代治理期待的多元主体互动特征及新技术赋能走向回应型治理的理论自觉；要么模糊中西方政治体制差异性，止步于政府行政层面，尚未考虑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对回应型治理的驱动价值。个别学者虽提出回应型治理的概念，然未能上升至基层治理范式创新层面展开论证。为此，本文基于科层制组织运行逻辑，选择乡村治理典范新时代“枫桥经验”和城市治理典范北京接诉即办作为分析案例，在中国之治情境下，讨论回应型治理何以成为基层治理的理想形态，并阐释回应型治理作为一种基层治理范式蕴含着怎样的理论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