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习惯于把西方所谓的“Party System”译为“政党制度”，但实际上，两者在各自语境中的意义却有着很大的不同。严格来说，将“Party System”译作政党体系、政党体制会更合适些，因其更多的是在强调政府体系中能左右政局的党到底有几个(基于得票率瓜分议席后所产生的)，正如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中国人所理解的政党制度则不然，它首先是为了实现、维护特定的秩序而存在的，是关于政党政治即存在于国家—政党、社会—政党、政党—政党之间的一切关系与过程的规范系统。这个规范系统之所以有必要且极重要，就在于它根本是要体现特定的秩序亦即某个政治共同体的最核心、最关键的价值要求。这些要求既来自现实的利益关系并同利益格局相关，又来自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尤其是那些可被视作“法的精神”的东西。借由制度建设的理性建构及经验实践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彼此激荡，这两个方面融会成为深入人心且贯穿全部政党政治实践的最基本的政治伦理、政治原则，成为政党制度获得合理性、正当性并可能具备高效能的关键所在。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以社会主义现代价值体系为引领，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政治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系统重塑了大一统、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核心理念的现代内涵，进而凝练形成包括新型政党制度在内的中国现代民主制度最基本的价值内核。这一内核在实践中具体展现为：以人民共和为导向的新型政党—国家关系、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型政党—社会关系，以及“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的新型政党—政党关系，从而为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在不同维度上的价值创新与实践机制提供坚实的理论框架和逻辑起点。 一、政党—国家关系上：重塑“大一统”，坚守共和价值 在古今中国政治生活中，“一”与“多”这对范畴一直很关键。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总会面对多元与一体的对立统一。简言之，就是要保持这样一种均衡：一方面，多元不至于脱离一体而独立，继而导致一体的破解和离散；另一方面，一体又不至于抹杀多元而独尊，以致人们失去必要的自由和权利。此种关系及其均衡实际上主导了中国政治史的演进，而多元一体及其衍生而来的天下为公的政治价值，则更是成为中国的“法的精神”。在我国政党政治中，这一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制度表达，形成并维系了一种独特的政党制度——它强调集中统一的领导，但又免疫于一党专制；它容纳多样性的参与，政党政府也受到来自不同政党的监督，但又不照搬西方的多党相争。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正是通过把我国政治的文化根性同现代治理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在实践中形塑了以人民共和为价值导向的新型政党—国家关系。 (一)传统政治中的“大一统”及其价值 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大一统曾一度与皇权专制有着紧密的关联。人民厌憎专制，这体现了政治的进步。但在对传统把握更加深入的今天，人们意识到，就其精神本质而言，大一统乃是多元一体政治价值的理论形态，还有其被遮蔽了的积极的另一面——对于共和政治的向往。 大一统思想源于《春秋》所载“元年春，王正月”一句，微言大义是政治要慎初、慎始。这里边的道理经后世儒家不断地挖掘和充实后成为显学。所谓“大”，是崇尚的意思；“统”，有总括其要之意，也有本原之意；“一”则意味着开始、本根以及天地人的基本秩序。概言之，就是要尊崇、推崇一切起于一而又归于一的伦理法则。先贤们认为，慎初、慎始系出于自然法的要求，人世间的规矩也当如此。特别是王者的统治和教化，更是要引以为根本。汉以降，大一统既是形而上的道统，又是形而下的政统。其形下秩序就落实为各种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规范和制度，譬如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三省六部制及科举制等；其形上的秩序则落定为天道和王道。天道无私、利万物而不害，其实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自然法；王者须行王道，王道又本乎天道，要沟通天地人、要顺天应人。总之，即便王者也必须遵循而不能违背自然与人伦的普遍秩序。 大一统及其遗产成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底色，成为支撑中华民族存续和发展的政治梁柱。在辽阔的疆域、众多的族群中共有统一的政治价值、伦理与规范，这是各民族交流交往、不断融汇的内在动力，是中华民族能保持强大凝聚力、旺盛生命力的重要保障。大一统思想和制度体系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国家建构和政治实践。它解决了政治道义、政治认同问题，其相关制度设计和实践则找到了实现家国天下、多元一体的可靠路径。它强调中央权威是政治生活的关键，同时又对地域性政治和文化等差异持包容态度，不强求千篇一律，因而塑造和传承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共同特质，聚合了中华政治共同体，锻造了较早具备现代气质的国家，也助力开拓了广袤的国土，为中华儿女生存发展提供了充裕的空间和丰富的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讲，大一统乃是中国国家强盛、民生幸福的一块重要基石。那么，现实政治生活中我们该如何对待大一统? 第一，要继续传承大一统的优良传统。必须意识到，中国国家并非西方寻常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中华民族亦非西方所谓的“民族”或“族群”(Ethnic Group)。中华民族更强调其文明性，强调人们对其文明的认同。中华文明是开放的，所谓“进则为华夏、退则为夷狄”，一进一退间所彰显的是文明共同体的价值逻辑，而非出于人种、族群等狭义的东西。由此，中国国家也成为相对独特的文明型国家，成为文明融会、族群融合的政治依托。辛亥革命以来，君主集权、东方专制在中国的淡出，并不意味着中国社会及中国政治对于秩序、稳定和统一这三种重要政治价值的放弃，也不意味着中国政治演进过程中向心统一相对于分疏分裂而越来越强这一趋势的逆转，更不意味着多元一体、共同体至上这一基本原则在政治生活中的终结。因此，大一统仍是现代中华民族成长、中国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和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