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魅力在于其话语建构和实践路径具有高度的统一性，是能够实现“言行一致”的“真民主”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②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如何坚持和完善我国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重要政治制度，如何丰富各层级民主形式，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如何让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得到充分发挥进而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其中关键就在于，让人民民主“全过程”运转起来。那么，在现实民主政治实践场域中，人民民主何以“全过程”以及如何成就其形态与效能，则成为一个关涉民主理论深化与治理实践创新的重大命题，亟待深入研究。 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从制度构建到时代命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③这一重要论述对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提出了明晰的高标准，即全过程人民民主既要保证其广泛性和真实性，保证其人群覆盖面、内容涵盖面和环节涉及面广泛并确实运行，也要保证其有效性，保证其解决人民想要解决的问题的效能。 学界不少观点认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原因之一正是在于，全过程人民民主这一概念本身体现了对中国式民主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的特质性规定和高标准的发展要求。“全链条”从民主政治的流程环节，描述了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前后联结、环环相扣的全过程状态，规定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贯穿从选举、协商、决策、管理到监督这一全过程的完整的制度程序，并具有相应完整的参与实践与之匹配。“全方位”聚焦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体现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之中，覆盖国家治理的各个环节，贯通全面深化改革各个方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系统性、集成性和完整性，旨在保障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国家治理各个领域都能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全覆盖”从民主政治的底层结构入手，明晰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的关键是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全面覆盖政治发展和政治运行的基本逻辑，确保来自城乡各个阶层、群体的中国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民主权利，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相辅相成、联动协同，确保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党的领导下得到长期坚持、有效运行和持续发展，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权力、利益和权利的内在一致性。④ 大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关键在于准确理解其作为一个持续演进、不断完善的民主形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提供了根本遵循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历经血与火的洗礼，始终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清晰可见：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工农苏维埃政权、“三三制”政权建设民主原则、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框架设计，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体、政体等一系列制度确立，再到改革开放时期民主制度重建与法治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入宪、选举法和人大组织法逐步完善、协商民主开始发展，直至新时代人民民主向着全过程、各方面深化拓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制度建构与民主实践的双重探索，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政治制度，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为基本政治制度，以及覆盖民主选举、协商、决策、管理、监督等环节的重要政治制度的立体化制度体系。这一体系标志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从“制度形塑”向“效能转化”的演进，体现了人民民主意识从分散化、自发性的“星火状态”向制度化、程序化的“聚合形态”的转型。⑤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这一转型的特征体现，是这一过程水到渠成的理论结晶。 由此可见，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流程环节全链条，是在党领导全体人民追求民主、建设民主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全方位，只有立足“国之大者”，聚焦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做到“三个具体地、现实地体现到”⑥，才能真正实现。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也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逻辑，才能把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转化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效能。 当前，全过程人民民主在不少地区和不少领域仍处于发展和完善的进行时阶段，或尚未体现人民民主的人民性，未体现以解决人民实际问题为导向；或难以让人民民主充分覆盖各个应当覆盖的群体，难以让人民民主集成打通民主全流程各环节，难以让人民民主贯穿全过程、各方面。新的形势变化和技术迭代又给这一任务的达成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真正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终极目标依然任重道远。在数智时代，技术革命至少对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出了三重新命题：一是技术赋能与民主深化的张力。数字技术通过重构“数字民意直通车”“在线投票平台”等参与渠道，借助区块链监督、人工智能决策辅助等工具优化治理流程，突破了传统民主的时空限制与成本约束。但技术工具理性与民主价值理性的冲突也随之显现，算法可能加剧“信息茧房”，数据鸿沟可能进一步削减弱势群体的参与平等度。二是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的瓶颈。尽管浙江“三位一体”平台、北京预算联网监督系统等创新实践提升了民主运行的效率，但如何通过科学的程序设计将技术效能嵌入制度框架，仍需解决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同等结构性难题。三是民主本质与技术异化的辩证关系。当“人—机”交互替代“人—人”互动时，民主过程中固有的情感联结与社区温度可能被技术解构。如何在提升民主效率的同时坚持“民主内核的价值坚守”、保留民主的“在场感”，也是数智时代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大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