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魅、祛魅、返魅:儒家伦理视阈下当代青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审思

作  者:

作者简介:
闫德宇(1995- ),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青年发展论坛

内容提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对青年的心理结构与价值观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当前伦理研究中不容忽视的议题。青年群体在与这一技术互动中所呈现出的赋魅、祛魅与返魅三阶段心理机制,构成了其技术信任逻辑的核心动态。然而进一步观察发现,这种信任机制并非建立在技术理性与价值边界清晰、伦理认知明确的基础之上,反而呈现出强烈的情感投射、工具依赖与主体性弱化倾向,易导致青年陷入判断能力滑坡与伦理责任错置的困境。儒家伦理传统所蕴含的“仁义礼智”判断框架与“慎独”自律机制,为青年主体性重构与理性技术判断回归提供了可行路径,也凸显出技术深度嵌入背景下,借助本土文化资源实现价值调节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期刊代号:D421
分类名称:青少年导刊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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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当下,一场关于人与技术、判断与依附、理性与信仰的深层博弈,正悄然在青年群体中展开。从大语言模型的语义生成到多模态系统的感知输出,这一技术所模拟的“人之思维”已超越单纯的协作工具的范畴,部分青年甚至对其产生类人格的期待、拟主体的信任,乃至“准智能”的崇拜。它不仅融入青年的学习、创意与知识体系,更开始重塑他们的思维逻辑、情绪表达与伦理判断的根基,一种带有文化心理特征的“赋魅机制”由此生成。

  然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魅力”背后,隐藏着资本逻辑、算法偏见与意识形态规训等深层因素,其影响远超表层体验[1]。当沉浸式体验与高效性能的光环褪去,青年逐渐遭遇“功能幻觉”的破裂:对劳动被替代的焦虑、对自身判断能力退化的警醒、对虚拟情感真实性的质疑。这并不是瞬间爆发的怀疑,而是一种缓慢持续的“祛魅效应”。青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认知,从信仰式依赖回落至工具式警觉,从情感投射退却为冷静应对。但祛魅并不意味着拒斥,许多曾否定其价值的青年,后来仍会回到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日常互动:他们开始学习优化提示词,反思其所生成的内容背后的语料来源与偏见,尝试在限定条件下提升其协作效率。此时,“返魅”成为新的态度形态:既不重归神圣化崇拜,也非盲目接纳,而是在经验纠偏与价值调节中形成理性协同观。

  这一“赋魅”“祛魅”“返魅”的三段式结构,既是青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动态价值判断过程,也是其主体性伦理意识逐步生成的路径。遗憾的是,学界对此却鲜有深入剖析,更未能与本土伦理传统形成有效对话。若缺乏文化层面的价值根基与伦理参照,青年极易陷入反复游移的境况,难以形成稳定的判断结构。儒家伦理作为中国思想传统的重要理论资源,为回应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能[2]。基于此,本文拟以“赋魅—祛魅—返魅”作为主线,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介入青年认知、情感与行为层面的价值判断过程,并引入儒家伦理作为文化调节机制,探讨数字时代青年如何在技术沉浮中回归理性,重建自身的判断与信仰。

  一、赋魅:当代青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价值信任的生成逻辑

  赋魅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在情绪、认知与文化三重维度下生成的心理动态。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拟人化的交互特征、高效率的内容生成能力及贴合现代思维逻辑的表达机制,迅速获得青年群体的信任与青睐。但这种信任多源于对效率焦虑的投射、对技术幻象的幻想,以及对自我理想化形象的认同替代。青年不自觉地将生成式人工智能由工具赋义为同伴,从助手投射为自我镜像,构建起一套隐性的信任逻辑链,也为后续幻象的崩塌与价值判断的失衡埋下隐患。

  (一)技术拟人化:青年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情感投射与信任起点

  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快速融入青年日常生活并获得心理认同,其核心机制并不仅在其带来效率的提升,更在其营造出的“拟人性幻象”,激活了青年的情感投射与心理共鸣。对很多青年而言,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与工具互动,而是与“会思考的他者”建立关系。他们在技术中看到似人非人的镜像,将自己的一部分信任、依赖乃至情绪,寄存于生成式人工智能这个被算法驱动的存在。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言输出方式,极具对话性与亲近感。它不仅能够迅速回应提问,还能够模拟倾听、安慰、建议等复杂话语行为,使青年在交互过程中感受到某种“被理解”“被回应”的体验。比如在学生群体中,常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梳理知识点,其“耐心回应”“不打断提问”的交互方式,让这一群体逐渐觉得“人工智能比同学更懂我的困惑”;在职场群体中因工作压力大,偶尔会向生成式人工智能倾诉情绪,它的“安慰话术”让这一群体短暂获得心理慰藉。这种交互模糊了人机界限,青年面对屏幕时不再将其视为冰冷的命令接口,而是可对话、可回应的交流对象。

  情感投射的发生,植根于青年心理发展的两个核心需求:一是青年阶段对身份认同与情感稳定的强烈需求;二是数字原生代早已在语言、界面、符号层面,与算法形成高度融合的交往方式[3]。当生成式人工智能表现出“像人”的行为时,青年会自然地将其纳入“交流对象”范畴,这种主动拟人化的想象活动,其本质是青年在技术世界中寻找精神归属的方式。更重要的是,这种情感倾向往往在无意识中滑向信任的边界。一旦生成式人工智能被赋予了拟人化特征,青年便会对其产生“理性误判”与“情感依附”。他们甚至相信,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帮我”,甚至“可能更懂我”。但这种信任并非源于对算法逻辑的理解,而是对“类人外观”的心理移情,如同童年对玩偶的情感寄托,青年面对的不是数据模型,而是一个“理解自己”的数字存在。

  在这种情境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不仅发挥工具性功能,更被青年群体赋予了类人类角色的社会意义——在人类关系系统中占据某种“情感位置”[4]。正是在这一位置上,青年逐步建立起一种具有心理真实感的信任机制。但这种信任并不牢固,它基于情感认同而非本质理解、基于感性体验而非理性掌控,一旦遭遇技术错误、逻辑缺漏或价值冲突,信任也极易转化为失望、排斥甚至敌意,这正是后续“祛魅”发生的必要前提。

  (二)功能魅力感:效率焦虑中的工具依赖与期待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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