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冲击与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下，不少西方学者将中国历史的发展简单化为静态和单一的模式，这种观点不仅忽视了中国历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忽略了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和变革精神。面对人类历史，中华文明以其独特的历史观和学术传统，为理解人类历史提供了不同于西方历史哲学的视角。然而，这一视角往往被误解或边缘化。而陈赟提出了一种基于文明论的全新历史哲学视角——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以此重申中国历史观的重要性。中华文明自古就有重视历史的特点，具有从历史中建立形而上学的特质，这是中华文明理解天人关系、理解道的自然延展。由此形成了一种立场：从中国理解历史，重视道的敞开性，从事中领会道，在有限中理解无限，在具体性中看到道的真实性。这样的立场，从根源上看是一个世界的图景，是非本质主义的哲学和非目的论的历史哲学。从中国理解历史不仅是对传统的回归，更是对现代性的创造性回应。 一 中国与历史 对于历史以及史学在中国学术系统中的位置，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梁启超全集》第11集，第265页)。无独有偶，英国学者李约瑟亦主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史学是万学之母”(转引自陈赟，2023年b，第42页)。当代也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历史对于中华文明的独特意义。如赵汀阳指出，“历史乃中国精神世界之根基，这一点似乎是众多学人的共识”(赵汀阳，第50页)。吴晓明亦指出，“由于中国哲学整个地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基本建制之中，所以它的本质特征……展现为‘历史—哲学’……中国哲学……也始终内在地贯通于历史，它在性质、取向和构造上直接就是‘历史的’”(吴晓明，2024年，第284页)。这更是从哲学的根本特征层面指出了中国思想的历史性。 历史以及史学在中国人的精神谱系中有着独特地位，这是不少中国学者的立场，有着广泛的文化心理基础。从学科的角度看，在中国古典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过程中，历史学的形成最为自然；相较于经学的瓦解，社会科学整体呈现出历史化的倾向；相较于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论争，中国史学的“合法性”问题则没有那么突出。但在现代中国史学形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历史观亦在不知不觉中“退场”。这背后则反映出“现代”对“历史”的理解，传统史学以及现代历史学基于对“什么是历史”而作出的不同判断——这正是两者在历史观上的差异。 相较于中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推崇、强调，另一种声音亦时常引起思想界的讨论，即所谓“中国没有历史”——当然这背后涉及东西方对“什么是历史”的理解差异。西方的代表性人物当属黑格尔。在他看来，“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根据史书的记载，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黑格尔，第122—123页)。黑格尔认为，所谓中国历史是“永无变动的单一”，其根本在于中国的精神建立在直接意识上，而“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同上，第57页)。 黑格尔的看法无疑带有西方中心论的特点，其历史观也影响了现代西方学者对于中国历史的观察。其中的典型当属费正清以“冲击—回应”模式对中国历史以及中国现代化的理解。在费正清看来，“中国有不断的变化和千差万别的情况，但总不脱离其文化上和制度上特有的格局”(费正清，第75页)，这正是对黑格尔观点的重复。在这一基础上费正清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缺乏走向现代的“内部动力”，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仅仅是对西方冲击的回应。费正清的观点构成了某种看待中国历史的背景。一些海外学者沿着“冲击—回应”说对中国历史作出解读，也有学者从各个角度为“中国有历史”作出辩护。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明清资本主义萌芽”说。该学说试图从中国内部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动力，进而强调中国的历史性——需要指出的是，其背后对历史的理解依旧是现代的，传统历史观依旧“缺位”。(参见李伯重，第11页) 当然，随着对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入，主张“中国没有历史”的观点也在西方内部发生松动。这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柯文等人提出的“中国中心观”，即“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深入精密地探索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化动力与形态结构”(林同奇，第226页)。柯文也强调，自己的研究方法“是从置于中国历史环境中的中国问题着手研究”(柯文，第170页)。相较于“西方中心论”，“中国中心观”对中国的观察无疑有其进步性，但仍需要追问的是，柯文所论的“历史”究竟指什么？可以发现，他对“历史”的理解依旧以西方现代历史观为前提，在他那里“中国”是作为一种方法的对象而存在的，依旧不是观察历史的主体。 对于“中国与历史”的态度，更需要历史观的重审，需要化解“古今中西之争”，创造性地从新的历史观思考问题，但这无疑是难度最大的工作。这里的难度突出体现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灵秩序①在理解历史以及历史叙事方面可能有不自觉的西方化倾向，而传统只是在某些隐秘的位置“若隐若现”。在学术领域，这表现在传统史学理论的“缺位”，只有极少数学者自觉地从传统历史观视角观察中国自身，更多的则是简单地运用某种西方历史观、以“剪刀加浆糊”的方式处理中国历史。在日常生活中，公众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对未来的想象更是不自觉地具有“非德性”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倾向，本质上依然是以西方流行理论作为观察中国历史与当下的“尺度”。如此观察中国历史、理解人类历史，难免会产生“错位”。因此，在今天我们面临的已经不是“在中国发现历史”的问题，而是能否“从中国理解历史”，让“中国”成为看待历史的“尺度”，而不仅仅是作为西方历史观丈量的对象。换言之，中国“史学史”在史学理论中的地位亟待提升。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中国绝非“古典中国”，而是融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国，是坚持守正创新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