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AlphaGo击败李世石，再到现阶段ChatGPT、DeepSeek等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靡全球，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在世界范围内引发广泛关注，而且让“智能时代”①成为当下科技与社会变革的核心标签。与此相呼应的是，一种倡导回到物自身的“物转向”思潮②在西方哲学界方兴未艾。通过在本体论上赋予物以能动性，并动摇人的主体性地位，该思潮似乎构成了智能时代的理论先导。对此，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物转向”思潮，就其质疑现代社会的基本前提(人类主体性/超越性)而言，它同智能时代之间究竟存在着何种关联?“物转向”思潮的本体论根据在理论上是否经得起推敲?进一步而言，应当如何看待以“后人类主义”自居的“物转向”思潮，以及在其理论设定下，试图反客为主的智能物的发展趋势? 一、“物转向”的兴起与相关主义的定位 20世纪90年代以降，西方哲学界掀起了一股名为“物转向”的理论思潮，它以其独特的话语风格和问题意识，席卷了社会学、政治学、生态学和文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然而，这一囊括多种异质性理论且以跨学科为显著特征的学术思潮，其实并无内在一致性的体系可言。它在今天之所以被学界冠以“物转向”思潮之名，是因其内部诸理论共享着同一个问题域，并由此兼具某些共同特征：重思物(material)的哲学性质，并强调物自身的能动性。以2010年在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 University)举办的首届“新唯物主义与数字文化”年会为标志，“物转向”思潮也被广泛称为“新唯物主义”或“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s)③。 一方面，从理论缘起看，“物转向”思潮的首要动因当属20世纪以来理论物理学的革命性突破，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新技术革命。毋庸置疑，在人类思想史上，哲学与科学长久以来有着相互建构、相互渗透的复杂关系：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哲学在根基处为科学奠基，并指明了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具体科学的进展则为哲学体系的变革提供了经验性支撑和最初的思想动因。众所周知，古代朴素唯物主义建基于经验观测之学，之后近代科学从自然哲学的母体中分娩而出，并迎来科学革命，这反向形塑了近代哲学。因为经典物理学的巨大解释力，使得近代哲学——无论是唯物论还是观念论——大体上都将物自身设定为同能动主体相对立的、惰性且均质的实在。但是，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代表的现代物理学，不仅直接动摇了开尔文勋爵(William Thomson)所宣称的“经典物理学的大厦”[1]，还使得经典物理学范式下对物的哲学认知亟待更新。例如，量子力学的双缝实验和波粒二象性理论表明，物的实在性同观测能动性相互纠缠，这无疑直接冲击了笛卡尔以来的哲学物质观。换言之，以空间广延为本质、遵循线性因果关系的物质实体，已不符合现代物理学的前沿认知。正是站在现代物理学的基础上，“物转向”思潮宣称，现在是时候重审过往“笛卡尔-牛顿”话语体系下的物的客观性与惰性特质了。它们要求将物从人类主体的掌控下解放出来，恢复物本身所具有的活力与能动地位，并强调物质化是多元、开放和动态的复杂过程。 另一方面，这种与现代物理学同频共振的本体论重构，不仅是出于弥合哲学本体论同现代物理学的认知鸿沟这一理论愿景，而且源于一种深刻的“形而上学情结”：恰如笛卡尔的“哲学树”譬喻④所表明的那样，“物转向”思潮认为哲学本体论研究不仅关乎抽象存在，而且还具有深远的规范性与生存论意涵，因为不同的本体论承诺总是导向不同的“形而下学”。伴随自然科学革命而来的技术突破，尤其是信息技术、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过往从未设想过的伦理、政治挑战逐渐显现。因此，基因编辑、人机关系等复杂议题亟须哲学从本体论上进行总体性回应。在“物转向”思潮看来，回答这些议题的前提是，必须首先告别那些将人类视作唯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而将物贬低为惰性客体的现代性话语，因为这些话语体系早已结构性地形塑了现代人对伦理与政治问题的认知边界。通过对上述话语体系的哲学反思，“物转向”思潮将它们的理论前提界定为“相关主义”(corrélationism)——仅可在主客相关性下理解彼此，并将其视作批判和超越的对象。 需要指出的是，相关主义的确立，对于“物转向”思潮的发展具有关键性作用。因为在此之前，“物转向”思潮实质上还只是一个松散的理论阵营，其内部存在着众多异质性思想。综合国内外学界对于“物转向”思潮的梳理⑤，大致可以将其分成三个主要派别：第一，以简·本内特(Jane Bennett)为代表的生命唯物主义，将物视作与人相似的生命形态，并通过情动(affect)⑥关系来理解物体间、主客间的复杂关系；第二，以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为代表的能动实在论，借助量子力学(尤其是玻尔的观点)，将物的实在性与观测能动性视作一回事，托马斯·奈尔(Thomas Nail)则在此基础上将其发展为操演性唯物主义，强调本体的生成性和不确定性；第三，以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和格拉汉姆·哈曼(Graham Harman)为代表的思辨实在论，主张将物自身理解为外在于思维的独立存在，反对主—客(思—有)相关性。由此看来，“物转向”思潮“目前仍存在诸独特的研究路径——它们既因关注物的不同层级而难以简单统合，更在方法论上呈现出多样性”[2]。 正是因为“物转向”思潮的诸派别在思想上关注“物的不同层级”，这就使得不是所有的派别都能充分意识到本体论问题的优先性。换言之，在“物转向”思潮内，不是每个研究者都能像梅亚苏和哈曼那样，清楚地认识到必须先在本体论上打破相关主义，这些试图赋予物以能动性的理论才有可能成立。或许有人会疑惑，难道强调情动关系的生命唯物主义和主客间互动纠缠关系的能动实在论，也必须以打破主客相关性为理论前提吗?答案确实如此。就前者而言，本内特虽然力图证成物的内在活力，但是借助有机体间的情动关系来理解所有物质的“拟人化”做法，终究深陷相关主义下“以人为本”的理解模式。正因如此，生命唯物主义对物的理解存在矛盾——物没有自在的活力，而只有为人所规定的活力。就后者而言，尽管能动实在论强调人与物的相互作用，但是它的立论基点首先是物理学实验，即“双缝实验”中光的“波粒二象性”。创立能动实在论的巴拉德没有意识到的是，物理学实验除了提供经验实证，还意味着一种非相关性的客观化立场：观测能动性与对象实在性虽然在双缝实验下，以相互纠缠的形式表现出来，但该现象所表征着的科学原理，作为对主客相关性的客观规定，必然也就不在主客相关性之内。换言之，观测能动性与对象实在性的纠缠效应，作为一条绝对客观的科学原理，它与主体没有任何关系。所以，超出主客相关性的科学原理表明，即便是强调人与物相互塑造的能动实在论，也已经超出了相关主义的立场(只能在主客相关性视域下理解一切事物)，但能动实在论自身并未清楚地意识到这点。因此，梅亚苏在整个思潮中的重要地位才得以彰显——梅亚苏在今天之所以被视作“物转向”思潮的旗手，就是因为他在整个思潮还处于流派林立、众说纷纭之际，明确地在其著作《有限性之后：论偶然性的必然性》中，将相关主义设定为整个“物转向”阵营的对手，并借助共同的“靶标”统合起各流派的理论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