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罚没收入广泛存在。从主要发达国家来看，罚没收入主要包括交通罚款、环境罚款、反垄断罚款以及各类行政处罚等类型。但发达国家的罚没收入规模较小，在财政收入中的比率也相对较低。美国将罚款(fines)、收费(fees)和没收(forfeitures)三类收入归入罚没收入，其中罚款与收费包括停车罚单、超速罚单、法院行政费用及其他司法收费，没收则涉及与犯罪相关的财产扣押。据美国税收政策中心报告显示，2021财年美国罚没收入的总额为129亿美元，占州与地方政府一般收入的0.3％左右，其中小城市对罚没收入依赖度更高①。在法国，罚没收入被列入国家预算的非税收入部分，包括罚款(amendes)、制裁(sanctions)、处罚和追缴费用(pénalités et frais de poursuites)。以2021财年为例，法国国家预算净收入为2552亿欧元，其中交通与停车罚款额为5.04亿欧元，竞争法相关罚款额为12.14亿欧元，其他独立行政机构罚款额为1.96亿欧元，其他罚款与经济处罚额为8.99亿欧元，上述各项加总后的罚没收入为28.13亿欧元，占国家财政总收入的1.10％。②而在中国，近年来一些地方财政罚没收入异常增长，地方财政对罚没收入的依赖度上升，征收过程的趋利性执法和异地执法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 国内外已有文献对罚没收入的征收动机、负面影响与治理困境进行研究，但相关分析仍有待拓展。国外部分研究指出，罚没收入在征收上存在种族不平等(Singla et al.，2020)，在地理分布上存在空间不均衡的特征(Brazil，2020)。在税收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倾向于增加交通罚款以弥补税收收入的缺口(Singla，2023)。且地方政府可能存在“罚没转嫁”行为，即将交通罚款转嫁到游客和非本地居民身上(Su，2020)。还有文献指出，罚没收入受政治选举周期影响，选举年的罚款力度相较于非选举年有所下降(Su and Buerger，2025)。国内也有少数文献探讨了我国罚没收入，如赵海益(2015)发现中国地方政府的罚没收入预算与财政赤字呈正相关，地方政府将罚没收入视为弥补财政缺口的重要来源。赵海益和贾驰(2016)进一步从省级层面揭示中国地方罚没收入连年增长的原因，发现其直接原因在于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扭曲，而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职能的错位与越位。近年来，实证研究也开始关注罚没收入与政策环境的关系。曹春方等(2022)基于上市公司罚款数据发现，在房产限购政策背景下，地方政府存在将财政压力转嫁于辖区内企业的行为，限购城市的企业所受罚款额相比未限购城市平均增加46.67％。梁平汉等(2025)则从交通罚款角度考察了财政压力下政府行为的扭曲，地方政府通过加密交通资源禀赋丰富地区的视频设备以增加罚没收入。这类行为不仅背离了罚没收入应服务于公共治理的初衷，且对地方经济发展、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及政府公信力等具有负面影响(童锦治等，2013；曹春方等，2022；梁平汉，2025)。在制度规范层面，唐贺强(2021)指出，现行罚没收入制度存在立法层级不高、体系不完整以及监督不足等问题。在资金用途方面，王周户和安子明(2007)指出，罚没收入不应当用于执法机关的经费和福利，而应用于制止违法、预防违法以及对违法受害者的救济等方面。这些研究均对理解罚没收入有较大启发，但现有文献对中国近年来的财政罚没收入的实证研究不多，较少关注全国各省的差异，而基于地级数据的研究则几乎空白，对我国罚没收入的分布特征和影响因素尚缺乏清晰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性、省级和地级数据，系统研究中国财政罚没收入的总体规模特征、增长趋势和地区分布，并进一步探讨其背后的财政压力因素。研究发现，财政罚没收入主要是地方收入，2020年起地方财政对其依赖度(以罚没收入占地方公共预算收入比重衡量)约为3％，但增长较为明显，且其增长与收费收入的下降形成对比。在省级层面，各省对罚没收入的依赖度有较大差异，多数地区近年来依赖度有所上升，其中部分政府债务付息率较高，上级补助占比较高、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更依赖罚没收入。基于2017-2023年全国地级数据的分析结果亦表明，地级财政对罚没收入的依赖度有所上升，一些地区依赖度超过10％，且依赖度与上级补助占比、政府债务付息率显著正相关。我们针对罚没收入治理提出四点建议：一是罚没收入治理要坚持法治化、制度化道路；二是治理思路上要兼顾管执法部门和管地方政府；三是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四是未来应逐步将跨区域执法提升为中央和省级事权，作为治理地方异地趋利性执法的治本之策。 本文后续安排如下：第2节描述我国罚没收入的总体分布特征，第3节基于省级数据分析罚没收入的省际差异与财政压力指标的关系，第4节基于全国性地级数据进一步研究罚没收入的市际差异，最后是政策性建议。 2.我国罚没收入的总体分布 在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罚没收入是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中非税收入的一个款级科目。按照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的定义，主要反映执法机关依法收缴的罚款(罚金)、没收款、赃款、没收物资、赃物的变价款收入。③从内部科目设置来看，主要包含一般罚没收入、缉私罚没收入和缉毒罚没收入。地方罚没收入主要是一般罚没收入，其中又包含公安、检察院、法院、交通、市场监管、生态环境、住房和城乡建设、应急管理等二十多个按部门区分的科目。部分可得的西部省份数据显示，罚没收入大体上集中在公安、法院两个部门，以及“其他一般罚没收入”科目。 近年来罚没收入的规模在增长，占比也有所变化。我国非税收入的统计口径主要自2011年开始变得比较规范和一致，为此本文从2011年开始分析。④图1报告了2011-2024年全国和地方非税收入的基本情况，可以看出，全国罚没收入规模在过去十余年有较为明显的增长，从2011年的1301亿元增至2022年的4284亿元，2023年规模有所下降，2024年又增至4523亿元，较上年增长15％。但2024年第四季度罚没收入实现负增长，表明中央对罚没收入的关注起到了抑制效应。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