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内外经济环境复杂性显著上升，特别是2020年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处于深度调整与重构之中。我国经济具备较强韧性，但内外部环境仍复杂严峻。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平抑经济波动、激发市场活力的核心宏观调控工具，是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的重要手段，其有效性备受关注。 2023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指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适度加力、提质增效”，“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202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2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指出，“宏观政策要持续发力、适时加力。要落实落细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释放政策效应”。综合2025年的政策脉络来看，宏观调控愈发强调增强政策的前瞻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注重逆周期与跨周期调节的协调联动。可见，提升政策逆周期调节效能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重要方向。 从政策传导机制来看，政策有效性的提升不仅依赖于对政策工具类型与取向的科学抉择，更要在不同经济周期阶段准确把握政策的力度、节奏与策略转换。“低迷震荡状态”时期，总需求不足，经济增长动力偏弱，市场预期不稳，投资和消费信心低迷，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稳定发展状态”时期，总供给与总需求基本平衡，市场预期相对平稳，市场主体较有活力，经济运行总体保持在合理区间。准确识别不同经济状态的特征，比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各经济状态下的调控效果，对提高政策逆周期调节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另外，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在实施逆周期调控过程中，需高度依赖市场主体的响应与参与。市场主体作为经济运行的微观基础，其行为模式易受信心、情绪等非理性因素影响，往往呈现有限理性特征。信心是影响市场主体预期与决策的核心要素，构成经济与金融活动的重要驱动力(Nowzohour和Stracca，2020)，也是稳定国家与市场关系的基础(吕鹏和刘学，2020)。2024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需“增强经营主体活力，稳定市场预期，增强社会信心”。2025年政策层面持续致力于稳定市场预期、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旨在通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来夯实经济回升向好的微观基础，并以此持续提振市场信心。2025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提出，要“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增强灵活性预见性，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体现出国家对市场主体心理预期的持续重视。 此外，宏观政策的频繁调整可能引发政策不确定性上升(胡久凯和王艺明，2020)。政策不确定性可被视作一种“政策风险”(Born和Pfeifer，2014)，指因政府政策的制定、调整与执行缺乏完全预见性而导致的行为主体预期混乱。此类不确定性不仅可能抑制市场信心，还会对政策效果产生非对称影响(司颖华和周言玢，2023)，进而干扰宏观经济治理的传导机制。 在此背景下，本文重点关注以下问题：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在不同的经济状态下分别表现为怎样的非对称效应?在相同经济状态下，二者的调控效果有何差异?二者的调控效果是如何通过市场信心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传导的?对研究内容从现象描述到机理解释的探讨，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三方面启发：一是在工具选择上，依据政策效果的非对称性，在不同经济状态下动态优化财政与货币政策组合，实现精准调控；二是在力度把握上，要关注政策不确定性，实施适度的政策，避免自身成为波动源，以提升政策可信度；三是在预期管理上，将引导和提振市场信心作为核心，通过增强政策透明度与可预见性来改善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对构建高效的宏观调控体系、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关于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应，始终是宏观经济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在财政政策方面，现有研究主要基于IS-LM模型(高铁梅等，2002；郭庆旺等，2004)或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框架下展开(张开和龚六堂，2018；汪川和姚秋歌，2023；邹甘娜，2023)，普遍得出中国财政支出乘数大于1的结论；另有研究从制度变迁与政策演进视角，探讨了影响财政政策有效性的结构性因素(石英华和张瑞晶，2021)。在货币政策方面，多数文献依托VAR或DSGE模型进行分析，指出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货币政策对产出的拉动效应呈减弱趋势(王少林等，2015)，宽松政策在企业层面的传导效率偏低(周立和雷中豪，2019)，且难以有效遏制经济增速下行(郭豫媚和陈彦斌，2015)。银行产权异质性及影子银行扩张被视为削弱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原因(高蓓等，2020)。 在政策效应的非对称性方面，既有文献多聚焦于其存在性检验。财政政策的非对称效应最早由Giavazzi和Pagano(1990)基于丹麦与爱尔兰财政调整案例提出，他们发现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影响呈现显著非线性。后续研究进一步表明，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对宏观变量的冲击存在力度与方向的差异，即财政政策效应具有非对称性(Tagkalakis，2008)。国内学者如王立勇和刘文革(2009)、方红生和张军(2010)、石英华和吉嘉(2021)均对中国财政政策的非线性特征进行了实证验证，但对不同时期政策效应差异的系统比较仍相对缺乏。储德银和崔莉莉(2014)、谭东洋和何启志(2023)分别从经济周期与金融周期视角出发，发现政府支出在衰退时期对产出的促进效应显著高于繁荣时期。货币政策方面同样存在显著非对称性，衰退期的政策效果普遍强于繁荣期(李成等，2019)，相关解释包括信贷市场摩擦(刘明，2006)、金融加速器机制(骆祚炎等，2018)以及工资—价格刚性(徐小君和苏梽芳，2015)等。此外，政策本身的力度与方向亦会导致非对称效应(Funashima，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