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对于中国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企业劳动关系为切入点,利用2014-2022年A股上市公司劳动争议司法诉讼案件数据,实证检验劳动争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劳动争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负面影响,主要影响机制是降低企业人力资本积累和提高企业监督成本;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地区法律保护水平较高的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处于非衰退期的企业,劳动争议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削弱了劳动争议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化对劳动关系经济后果的理解,也为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有益启示。
图1 2017-2023年中国劳动争议案件办理数量 数据来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随着劳动关系从“单位制共同体”向“市场化契约”转型,其制度重构过程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深刻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了企业在相同投入下实现的产出水平,包括了技术进步、管理效率以及制度环境等因素对生产力的影响[4]。其提升不仅能够有效推动经济增长,还能够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并在全球竞争中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5-6]。理论上来讲,良好的劳动关系能够有效降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7],形成人力资本的长期培育环境。高素质劳动者作为知识创新的主体,通过技术改进和生产流程优化,推动着企业生产效率的实质性提升[8]。反之,当劳动关系出现失衡时,可能引发多重效率损失。例如,劳动纠纷会挤占管理资源和研发投入,抑制企业技术创新;冲突带来的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则会削弱资本的配置与使用效率,进而损害生产效率水平,不利于经济增长,甚至导致产业结构扭曲与经济结构失衡[9-11]。因此,深入探究劳动关系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基于此,本文的核心问题在于:劳动关系是否会影响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劳动关系通过何种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从司法诉讼视角出发,评估因劳动争议引致的全要素生产率损失。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研究视角方面。不同于已有文献大多从劳动保护政策的角度出发,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动保护强度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本文从劳动争议的现实表现切入,聚焦劳动争议司法诉讼这一企业劳动关系紧张的直接表征。通过识别司法裁判文书中的劳动争议案件,更为真实地反映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紧张的实际状态,进而揭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损失的根源,拓展了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研究维度。第二,在机制分析方面。现有文献多聚焦于劳动保护的正向影响机制,认为其可通过激励企业增加培训投入、加大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及推动要素替代等方式作用于企业发展[12-13]。本文从劳动争议这一视角切入,重点揭示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机制,弥补了既有文献在劳动保护负向机制探讨上的不足,拓展了劳动关系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研究边界。综上,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劳动关系在企业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提出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方向和司法程序优化措施,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改进劳动关系的科学指导。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综述 在众多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劳动关系处于基础性地位,是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关系[14],其和谐与否影响着社会发展进程。当前,有关劳动关系的研究,多聚焦在法律、制度层面的分析,探讨平台用工、灵活用工等新型劳动关系的法律认定与权益保护[15]、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和司法救济途径[16],以及现有法律制度的不足等[17]。关于劳动关系的经济后果,诸多学者从宏观经济和微观主体等角度进行了研究。 从宏观层面看,学术界普遍认为劳动关系质量与经济发展存在明显关联。和谐的劳动关系能够促进高质量就业并培育新质生产力,为社会稳定提供基础支撑。反之,劳动争议则会降低企业的运营效率,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18]、抑制居民消费活力[19],最终制约经济可持续发展。 从微观层面看,已有文献表明劳动关系对企业的影响主要集中在生产经营、创新活动、企业绩效等方面。具体地,生产经营方面,合作型劳动关系有利于激发劳动者主观能动性,进而促进技术创新与资本集约度的提高,增加单位时间内的有效产出[20]。而劳动关系紧张不仅会降低员工生产积极性[21],影响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22],还会阻碍劳动力结构调整,削弱先进技术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23]。创新活动方面,劳动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企业技术进步的转化效率。合作性劳动关系有利于激发员工创新思维,增强员工创新行为[24],使企业更高效地运转,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而劳资对抗引发的组织内耗[25],则会抑制技术扩散速度,造成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升的“效率断层”。企业绩效方面,劳动关系管理通过影响企业员工个人绩效,同时通过塑造组织氛围有效地整合个体绩效,形成组织整体绩效[26]。卡茨等(Katz et al.,1982)对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研究表明,主管与工人之间的高度信任和积极沟通,以及让员工参与与其工作有关的决策,有利于员工承诺与个人绩效的提升,并能够提升直接生产率与产品质量;而员工的抱怨和受惩罚,以及劳资谈判时间的拖延,则容易形成摩擦、冲突与不信任的组织氛围和对抗性的劳动关系,从而会对企业绩效造成不良影响[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