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感知、收入预期对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岳经纶,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周易(通讯作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美术学院绘画艺术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乔建伟,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社会保障与社会政策研究(广东 广州 510006)。

原文出处: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推行,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框架基本建立,个体养老收入保障更加稳健多元。但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实践呈现“开户热、缴存少、投资冷”的政策困境,提升公民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意愿更显迫切。区别于既有研究强调的个人养老金制度参与中的客观收入分层现象,本研究从影响个人养老金参与的主观收入视角提供新的解释。利用2024年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全国公众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体收入差距感知越强,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越低;对未来收入预期更乐观的个体表现出较强的个人投资倾向,更愿意参与个人养老金。异质性分析表明,个体收入差距感知对其参与意愿的影响在体制外群体和自我感知为中低阶层的群体中更加突出。本研究揭示了影响公众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的主观收入因素,对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精准扩面具有意义。


期刊代号:C41
分类名称:社会保障制度
复印期号:2026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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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个人养老金制度作为完善我国多支柱养老保障体系的关键举措引起了学术研究与政策改革的关注。从世界各国养老金制度改革发展来看,逐步淡化政府刚性责任而强调个人养老责任是一种共性趋势[1]。我国个人养老金的设立背景与人口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保险体系第一支柱、第二支柱的发展紧密相关。在人口老龄化趋势下,我国实行现收现付制的基本养老保险面临更加严峻的财务可持续性压力,其功能定位为“保基本”。而第二支柱的企业年金发展缓慢,企业的参与意愿与能力以及灵活就业脱离传统劳动关系的现实条件等共同强化了发展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的必要性[2]。

  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历经政策试点到全面推广的过程,弥补了长期以来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中第三支柱的制度空白。2018年,作为我国养老保险体系第三支柱的个人税收递延型商业养老保险开始试点。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为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建立提供了行动纲领。2022年11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银保监会、中国证监会等五部门联合印发《个人养老金实施办法》。随后,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开始在36个先行城市(地区)试点。2024年12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正式从小范围试点升级为全国推广。

  个人养老金制度试点全面推广以来,政策参与人数、缴存规模双维度呈现增长趋势,但又面临“开户热、缴存少、投资冷”困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11月,全国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已超7000万人[3]。在缴存规模上,截至2025年4月,上海市累计缴存额已经超过180亿元,人均缴存额约1万元,居全国第一[4]。但是对参与人数、缴存规模进行细分,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实践却存在结构性困境。一方面,在缴存人数及额度上,尽管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增加,但实际缴费人数少。数据显示,全国个人养老金开户人数中实际缴费人数占比不足1/3,且人均缴存额仅约2000元[5]。另一方面,个人养老金缴存用于储蓄类产品多,投资占比低。个人养老金政策明确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范围包括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国债、特定养老储蓄及指数基金等众多途径。但目前个人养老金投资收益形式却以储蓄产品为主,缺乏多元化的收益产品组合[6]。因此,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发展的实践困境呈现了个人养老金的扩面阻力以及提升个人参与意愿的迫切性。

  基于理论研究中对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的强调以及政策实践中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低迷之间的悖论,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研究的必要性得以凸显。尽管个人养老金制度规定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群体均可参加个人养老金制度,尤其是为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群体、新业态从业人员提供补充养老的渠道,但已有研究指出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际人群定位是较高收入群体[7]。因此,在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税收优惠、缴费限额、资金使用等政策内容短期内稳定的设定下,个体主观变量对公众政策参与的影响更为重要。区别于已有研究强调客观收入分层视角的个人养老金参与差异与制度定位问题,本研究的核心问题为:居民主观收入变量是否会影响个人养老金参与?具体而言,个体收入差距感知以及收入预期如何影响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使用全国公众福利态度调查2024年数据,考察收入差距感知、收入预期对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的影响。在理论上,这一研究丰富了解释我国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的主观视角。在实践上,相关研究结果为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瞄准目标群体、优化财税支持提供实践启示,从而推动个人养老金制度的稳步扩面与高质量发展。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

  公众参与个人养老金的意愿直接影响着制度的合法性,既有研究主要从宏观经济、制度设计以及个体观念等视角加以解释。第一,宏观政策视角的解释。①宏观消费政策的影响。当前,我国正面临国家经济转型的困境,即我国经济转型期增加消费的宏观政策导向与个人养老金制度强调养老财富储备之间存在张力,这一矛盾可能抑制个人养老金参与度,两者之间需要寻求平衡[7]。②税收激励及政府补贴政策的影响。董克用认为,从个人收入与税收激励的角度来看,当税收激励较小时,收入最高的25%群体缺乏参与积极性。当缺乏政府补贴时,收入最低的25%群体也不愿参与。因此,个人养老金制度初期的定位是中等收入群体,即中间50%群体,但长期应当扩展到中低收入群体[2]。齐传钧进一步发现,受我国“间接税”税制结构与税收递延激励政策的影响,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实际人群定位是少数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高收入群体,但此类群体对个人养老金并非有真实需求[7]。基于德国数据的研究也发现,德国政府为鼓励个人养老金计划发展而引入的政府补贴和税收抵免政策促成更多具有较高资产的个人投资参与,形成“挤入”效应,而对低收入者没有显著影响[8]。因此,政府出台的消费、税收及补贴等宏观政策会影响个人养老金参与意愿,尤其会刺激较高收入群体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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