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国别学学科共同体构建的逻辑与进路

作  者:
罗林 

作者简介:
罗林,北京语言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北京 100083)。

原文出处: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随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战略意义愈发显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构建学科共同体是整合资源、推动创新的必然路径。高校区域国别研究院作为共同体的核心载体,其建设关乎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战略主动权。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提出以“五位一体”职能模型为核心,涵盖战略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平台整合和理论创新五大维度的学科共同体的构建逻辑与实践路径。并针对当前存在的体制机制、数据共享、研用脱节等多重挑战,研究提出应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通过系统化改革与协同创新,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共同体。进而立足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结合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实际,探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院建设的逻辑与路径,旨在为服务国家战略与全球治理提供学理支持和实践参考。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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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正经历一场深刻而宏大的历史性变革,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多维度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重构竞争格局,全球治理体系面临深度调整。在此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进入历史性新阶段,从过去的“融入”与“接轨”,转变为更深层次的“参与”与“引领”。这种角色的转变,对国家认知世界、与国际社会互动的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无论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还是深度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数字经济规则制定,抑或是有效应对地缘政治风险、维护海外利益,都迫切需要我们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具备系统化、精准化、前瞻性的深刻认知。区域国别学(Region and Country Studies)正是回应这一时代呼唤的产物,它作为一门以特定国家、区域或国际组织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法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的交叉学科。其学科基础可分为空间、历史、文化、社会四个维度,分别关联地理环境、历史经验、人文语言宗教和政治经济等知识谱系[1]。其战略价值和实践意义已获得国家和学界的广泛认同。2022年,区域国别学被正式增列为交叉学科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标志着其学科地位实现了制度性确立,进入了规范发展的新纪元。

  然而区域国别研究内在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决定了其发展绝不能沿袭传统单一学科的封闭路径。它所面对的不是割裂的学术命题,而是活生生的、整体性的国际社会现实。一个国家的政治走向深受其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影响;一项外交政策的出台,往往是国内利益集团博弈与国际环境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复杂性使得任何单一学科的理论与方法都显得捉襟见肘。因此,构建一个能够打破学科藩篱、促进知识融通、激发创新思维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共同体,便成为推动该学科行稳致远的内在逻辑和必然选择。这个共同体超越了传统的学者联盟,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网络化的创新系统,旨在连接不同学科,汇聚不同机构,贯通学界、政界、产业界与媒体界,最终形成知识生产、政策咨询、社会服务与文化传播的强大合力。

  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成立的区域国别研究院(或中心、基地),正是响应这一逻辑、构建学科共同体的关键物理载体和制度化平台。这些研究院通过有组织地聚合校内外相关研究力量,促进人才、信息、数据与成果的共享与流动,为区域国别学的扎根、生长与繁荣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组织保障。以区域国别研究院为主要观察窗口与分析单元,我们能够更为具象且深入地剖析构建学科共同体的内在驱动力、系统性架构与现实操作性路径,从而全方位、系统性地审视如何打造一个高效运转、富有活力且兼具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共同体。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关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论述中明确指出,需要“深化对国际关系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增强对外工作的科学性、主动性、创造性”;“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战略高度,准确理解把握,坚决贯彻落实”[2]。

  一、区域国别研究院的功能定位与实现路径

  区域国别研究院绝非传统院系的简单翻版或叠加,必须具备远见卓识,承担起更加多元、复合且相互支撑的战略角色。基于“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协同创新的核心理念,要构建一个高水平、有机的区域国别学共同体,研究院必须着力锻造并持续优化其“五位一体”的功能架构,将战略研究、决策咨询、人才培养、平台整合和理论创新五大职能深度融合,塑造成一个内部循环畅通、外部适应性强、能够持续产生协同增效的良性学术生态系统。

  (一)战略研究职能:聚焦国家需求。深化区域认知

  战略性、前瞻性、储备性的深度研究,是区域国别研究院安身立命之本与核心价值源泉。它要求研究院必须具备敏锐的战略眼光,紧密对接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外交大局与安全关切,围绕重点对象国、关键地缘区域以及全球性前沿议题,开展系统性、持续性研究。这种研究不能是浮光掠影的现象描述,必须致力于揭示其内在的政治逻辑、经济规律、社会肌理与文化基因。这必然要求研究院勇于并善于打破固有的学科壁垒,有效凝聚政治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环境科学乃至数据科学等多学科的优势力量,对目标区域的政经演变轨迹、社会思潮涌动、文化动态变迁、安全态势起伏进行长期、立体、动态的跟踪监测与深度剖析,从而构建起一个全面、立体、鲜活且能够及时更新的区域国别知识图谱。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明确提出的“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3],正是为研究院的战略研究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实现这一核心职能,关键在于打造若干支高水平、相对稳定且富有创新精神的核心研究团队,并建立一套灵活高效、能够响应紧急需求的课题攻关机制。例如,可以针对“东南亚政治经济生态”“中东能源地缘战略”“非洲发展动态与中非合作”“欧盟法规政策演变”等设立常设性的区域监测与研究项目,定期产出具有深度的系列研究报告、学术专著以及时效性强的区域动态分析简报。这些研究成果一方面要致力于为党和政府的相关决策部门提供高质量的战略研判、风险评估和决策参考,努力成为在国家需要时信得过、用得上的“国家思想库”和“战略智囊团”;另一方面也要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持续丰富和深化学术界对特定区域国别问题的理论认知与知识积累,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通过这种长期、持续的战略研究投入,研究院能够不断夯实对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智力支撑基础,为我国在波谲云诡的国际环境中更加沉着主动、更加富有成效地参与全球治理和国际竞争提供坚实可靠的学理依据与知识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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