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美国历史上，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主题之一就是利用农业耕作方式使土著美国人文明开化，融入主流社会中。无论是联邦政府、宗教团体还是白人改革者，都将欧洲定居农业看作按照白人自身形象塑造印第安人的最佳方式。他们认为，阻止印第安人灭绝、将他们融入美国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把他们转变为个体自耕农。因此，农业耕作成为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一种手段，而文明开化话语成为推动印第安人农业被动转型的话语工具。 中外学界对美国印第安人政策已经有较多研究，其中很多成果涉及各个历史时期的印第安人政策，且大多将文明开化视为推行印第安人政策的手段。①也有学者著书立说讨论美国印第安人政策中的文明开化话语，追溯其思想渊源如基督教观念、白人种族观念等。②中国学者也对美国印白关系和印第安人政策开展讨论。李剑鸣从文化史的角度讨论印白关系，将美国对印第安人的文明开化看作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③付成双从文化观念和环境史角度解读印白关系。④许翔云则从文明话语的角度考察美国对俄勒冈的主权诉求。⑤上述学者在考察印白关系时，多将农业耕作看作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手段，没有考察文明开化话语形成的农业渊源，也没有将文明开化话语与印第安人原有农业发展结合起来讨论。此外，一些学者讨论了美国农业发展历程以及转型时期美国农民和农村问题，⑥另有学者从经济史和农业史的角度研究印第安人农业问题，讨论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农业的发展状况，以及白人的到来对印第安人农业的冲击。⑦不过，这些研究都将印第安人农业看作落后的原始农业，既未充分肯定农业在印第安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厘清文明开化如何推动印第安人农业的被动转型。鉴于此，本文将讨论19世纪以前美国白人如何利用欧洲农业理想主义观念塑造文明开化话语，并以此否定白人到来前印第安人农业的作用，确立欧洲农业耕作模式的主导地位，进而改造印第安人农业。 一、白人建构文明开化话语的农业思想资源 当欧洲白人踏上北美大陆，他们所面对的北美大陆并非所谓“荒野”，那里居住着众多的印第安人群体。如何解决“印第安人问题”，夺取印第安人的土地为白人发展开拓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成为欧美白人社会的主要目标之一。为此，白人社会需要构建一套文明开化印第安人的话语体系，并用文明开化的方式迫使印第安人接纳所谓“文明生活”。在建构文明话语的过程中，白人吸收了多种智识资源，比如基督教和种族观念等。除此之外，他们还借用欧洲盛行的农业理论，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农业耕作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可以说，正是农业耕作在西方文明中的重要性为美国白人的文明开化话语提供了思想资源。 在欧洲历史中，古希腊人和罗马人首先将农业视为一种理想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欧洲先贤如亚里士多德、色诺芬、苏格拉底、柏拉图与赫西奥德，都曾颂扬农夫。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普林尼、卡托也一再赞扬农耕传统和强健的自耕农，将农业看作所有技能之母，是人类需要和幸福所必需的唯一职业。这一传统成为文艺复兴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18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思潮中，欧洲白人极力抬高绅士式农耕者的重要地位，在日益商业化的时代强调乡村生活的重要性、尊严和美德。⑧欧洲经济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也在赞扬农业。法国的“重农学派”认为，农业体现了自然法则，构成各国所有财富的源泉，因此主导着社会政治秩序。1758年，瑞士法学家艾默里克·德·瓦特尔(Emmerich de Vattel)在赞扬农业的社会与经济价值时写道：“在所有技能中，耕作或者农业毫无疑问是最为有用和必需的，是一个国家生存的来源，……对于一个拥有良好气候的国家来说，它是构成财富和商业的最为确定的资源和最为坚实的基础。”⑨在颂扬理想化农业的同时，欧洲启蒙思想家几乎都将美洲印第安人看作“狩猎者”的主要例证，于是“狩猎者”与“印第安人”几乎成为同义词。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就宣称：“在人类之初，所有的社会都是美洲式的。”⑩ 在农业理想主义兴起的同时，欧洲“社会科学”理论家面对欧洲与新世界之间的社会差异，试图用原有的理论范式——圣经创世纪中的存在巨链论(Great Chain of Being)进行解释。到18世纪中期，这些学者提出了解释社会多样性的“自然法”理论，强调生存系统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社会不断自然演化，可被分成3—4个独特阶段，每一个阶段大致对应一种不同的生存方式——野蛮未开化(savage)、野蛮和狩猎(hunting)、农业和商业。通常情况下，农业标志着真正“文明的开启，而商业将欧洲与其他文明区分开来”。后来的欧洲裔白人认为，这种进步主义发展模式代表了一种自然法则，用它不仅能够界定不同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且可以界定关于土地的自然权利和恰当使用的权利。(11) 北美白人继承了欧洲的农业理想主义思想，重视农业的重要性，将独立的自耕农与美国公民的文化及政治地位联系在一起。在革命时期的美国，独立的自耕农与土地所有者成为民主和平等美国的象征，得到上帝赐福并在美国“处女地”环境中成长。独立农夫的坚定支持者克雷夫科尔(H.Crevecoeur)写道：“这里没有贵族，没有宫廷，没有国王，没有主教，没有神权统治，没有给予少数人的无形权力。……从新斯科舍到西佛罗里达，除了少数城镇外，我们都是土地的耕种者。”(12)19世纪初，美国农业改革家杰西·比尔(Jesse Buel)在其农业手册中也阐述了农业的重要性：“一个国家的实质性繁荣一直取决于农业产业和财富所占的比例。商业和制造业可能给国家带来暂时效益，但它们永远是不稳定的依附。它们是柔弱的、腐败的；而且除非有足够的农业人口支持，它们将引出快速的腐朽和毁灭成分。”(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