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称《简编》)与钱穆《国史大纲》(下称《大纲》)是1940年代两部历史名著。①1959年5月24日，钱穆致余英时信称：“七八年前曾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书中极多剽取拙著《国史大纲》所引用之材料，当时颇感意外。”②于是后来余英时多次讲范著“以《国史大纲》为参证，却从所引文献中得到启示，发现其中很多材料也可以另作解释，以支持他的特殊观点，因此便毫不迟疑地移过来运用了”。③余英时说钱穆与当时史学界主流不合，“和反主流派的学人却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例如杜守素便非常佩服他，范文澜也十分注意他的著作。40年代中，范文澜开始编《中国通史简编》，便颇取材于《国史大纲》，不过解释不同而已”④。钱、余二氏均强调《简编》从《大纲》“剽取”材料，即指控前者所述史例多直接取于后者，而非摘引自原始文献。然而，钱、余皆无具体举证，海内外学界对此未予以关注，此案仍有待证明。 为了对此案能有全面的认识，除了细致比对《简编》和《大纲》之外，还需取证二者的“前身”，即范文澜《简编》初稿本和钱穆《中国通史参考材料》(下称《材料》)，这两种文献对厘清范钱学缘关系不可或缺。《简编》初稿本现藏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馆，从原始社会写到鸦片战争前，约十万字，除绪言，凡三章三十五节，第一章原始公社、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构成时代——远古到战国；第二章封建社会兴盛时代(秦—南北朝)；第三章封建社会变动时代(隋—清鸦片战争)，历史分期与延安版相同。《简编》初稿本与延安版在史料和观点上虽有继承，但差异明显，如初稿本详古略今，重思想文化，对统治者多有赞扬，与延安版略古详今、详政治略文化、揭露统治阶级罪恶的叙事取向形成鲜明对比。延安版对初稿本作了深度改造，大幅扩充体量，观点上也有重大调整，更符合当时延安的政治文化。初稿本共三册，审查中批评意见颇多，最终没有出版。 《材料》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编于1934年秋至1935年夏间，由北京大学出版组印刷，随堂“发之听者，俾可自加研寻”。⑤该讲义包括两部分：一是中国通史纲要(上古—秦汉篇)，共十五讲，从上古至东汉，“仅具伦脊，悉削游辞，取便总揽”，但“自嫌太简，遂未继续”；二是中国通史参考材料(上古—北宋)，“凡与余所讲《纲要》相牵涉者，采摘前史陈文，或昔人考订论著为参考，以便学者之自相阐证”。⑥1937年抗战前，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授中国通史一直以此讲义为参考书，在学界有所流通。⑦《材料》是《大纲》的初胚，观点和史料后来多保留在后者，但也有舍弃。本文将以这四种文本作为基本史料，探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写作上是否存在“剽取”钱著材料的行为，进而说明中共史家对钱穆态度的前后转变。 一、《简编》与《材料》 首先，《简编》写作期间，延安文史工作者是否有可能接触到钱穆的通史著作？1941年11月，金灿然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历史学的简单回顾与展望》一文，指出：“钱穆先生在他的《中国通史》讲义里，更将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所要求的历史规定为：‘以后新历史之创造与历史知识之探求，自其性质言之，与以前之不同应有三点：一、民本的，非帝王的(全部的，非特殊的)；二、国家的，非朝代的(系统的，非间断的)；三、文化的，非势力的(演化的，非争夺的)。应整个的指示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经过，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但中国的资产阶级，在历史学的研究上也正如同在其他事业上一样，并没有忠实于他们的最高理想。在把他们所标榜的历史原则用到具体的历史研究时，便不免投入了封建学者的圈套，以精神、心、道等等唯心的观点来说明中国的历史，过分的估计了英雄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忽视了‘民本’的意义。”⑧金氏所引钱穆的文字，并非出自《大纲》，而是《材料》第一讲“通史之意义”。⑨《材料》之所以出现在延安，或与金灿然、辛安亭、范文澜有关。《材料》虽不是正式出版物，但当年上过钱穆中国通史课程的学生应有该讲义，在北平学术界有所流传。金灿然于1936年入北大史学系学习，1937年休学。辛安亭于1931年夏考入北大史学系，至1935年休学。⑩金、辛二人或听过钱穆1933年秋始讲的中国通史(11)，1938年他们去延安时或带着《材料》；另外，1930年代范文澜在北平各大学教书，1932年、1933年在北大国文系开设“古历学”(12)，并对史学系开放。范文澜出身北大，一度与钱穆同校执教，《材料》也有可能是他自己的藏书。金灿然是中国历史研究会的成员，参与《简编》编写，他在延安能引用《材料》，范文澜作为他的领导，自然也有机会接触到钱著。 其次，《简编》是否参考过《材料》？总体上，《简编》初稿本与《材料》相似处不多，但有存在关联的迹象。如《简编》初稿本有一段关于汉民族形成的论述： 从传说中的太古时代起，不同的种族相互混合，没有停止过。春秋时代，黄河流域还有少数的夷戎狄等族杂居着。战国时代中国疆域扩大到长江下游，各族化成一个大民族。经过秦始皇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这个民族更趋巩固，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结构四个民族特征大体具备了。秦汉间儒家写一篇文章叫做《中庸》，说当时的国家统一是“今天下，车同轨(共同地域经济)，书同文(共同语言文字)，行同伦(共同心理)”。这种说明也颇合于民族的科学原则。(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