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①于史学之中，不独有记述、叙事之学，更有反思、批判之学。史学之发达，可观于史籍数量之雄厚，史家思想之丰富，史官制度之成熟，为世罕见，故古人已有对史学进行连续总结的传统。在梁有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纵论编年纪传之史，在唐有刘知幾《史通》综论史学自身结构，在宋有郑樵《通志·校雠略》评议历代史著，在明有李贽《藏书》专论“史学儒臣”，在清有章学诚《文史通义》辨章学术申发史意，此其荦荦大者。又有皇甫湜、洪迈、高似孙、叶适、胡应麟、王鸣盛、钱大昕、赵翼等著有高论，如星罗散珠，银汉流辉。故此，在史学学科化时代到来前，中国人已有了悠久的“史学史”意识，为“中国史学史”立一学科之先导。 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明确提出“史学史”学科建设旨趣的，梁任公为第一人，学界对此多有揭示。②梁氏于1926—1927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讲授《广(补)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其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迥然有异，侧重于“使有研究历史兴味的人，对于各种专史知道应该研究并且知道如何研究”。梁氏讲稿，后经周传儒、姚名达整理，于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以下简称《补编》)。在梁氏的直接教育及《补编》的传播影响下，“史学史”在中国走上学科化历程。今人论20世纪上半叶中国史学史学科之创立，尝以清华梁氏、北大朱希祖氏、南高学派柳诒徵氏、留美何炳松氏诸先生为代表，各立“谱系”，其中尤以“梁氏谱系”影响最广、最深、最久。追本溯源，假使没有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成立，便没有梁氏讲授《广(补)中国历史研究法》，更不会有《补编》的出版，也便难以产生在梁氏影响下的“史学史”学科谱系。 学界探讨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近代史学发展史，多将研究院作为人才培养机构纳入“现代史学制度建设”主题下加以考察。③其实，清华国学研究院之成立，直接推动了“中国史学史”学科在近代中国的起步，但受材料所限，这一方面尚未得到深入发掘和论证。2009年以来，随着“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清华国学书系”以及“中国近代史学文献丛刊”相继启动，《姚名达文存》[含《中国史学史讲义(遗稿)》]、《冯永轩文存》(含《中国史学史讲稿》)、《杨鸿烈文存》(含《回忆梁启超先生》)、卫聚贤《中国史学史讲义》等一批新材料经整理编辑出版，中国史学史学科“清华谱系”的面貌渐为明朗，百年前清华园里发出的“史学史”志愿得以越过重重时光荡其回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于早期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的推动作用愈加突显。 本文提出的“清华谱系”，系指由梁启超作为领头人，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直接受到梁氏教导而结成的史学史研究团队，与学术界论及的“梁氏谱系”有所区别。例如，王传将与梁启超有师承渊源或通过阅读梁氏著作而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著述的学人(包括金毓黻、王玉璋、魏应麒、姚名达、卫聚贤、董允辉、赵超玄、陆懋德等)统称为“史学史著述的清华传统”，④这一概括虽凸显了梁启超对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影响力，但不宜以“清华传统”名之，称之“梁氏传统”较为准确。此前，周文玖也讨论了梁启超对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开创性贡献，重点在于“梁氏影响”而非清华园的培养。⑤本文通过对“清华谱系”的考察，揭示中国本土第一批“中国史学史”专业研究人才团队之客观形成，阐发“清华谱系”在中国史学史研究上因革有迹的研究特点，并且由“清华谱系”对“历史哲学”的关注揭示早期中国史学史研究之思辨性特点的奠定及其转型。 梁启超与“史学史”研究专业人才的养成 20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经费独立、基础深厚，校长曹云祥积极推动改制。1924年10月通过的《清华大学之工作及组织纲要》规定设立“研究院”，面向全国颁布招生简章，群贤毕至，斯一时之美。据《清华周刊》所刊《清华学校研究院章程》等，招考时已公示研修学科范围和考试科目，便于有志之士报名时根据自身兴趣和知识结构做出选择，为专业型人才的培养提供学制保障。研究院的宗旨是：“备清华大学或他校之毕业生，对特种问题为高深之研究；其研究由专家指导之。”⑥1925年9月前，王国维、赵元任、李济、梁启超诸先生先后到校并出席国学研究院第1次教务会议，1926年7月陈寅恪到校，可谓名师云集。⑦《清华学校研究院选考科目表(民国十五年)》公布的专修学科有23门，⑧梁启超指导“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中国文学”等9个学科。⑨据朱洪斌统计，研究院第一学年学生32人，梁启超指导23人，王国维指导9人；第二学年学生36名(上届留校继续研究者7人，新生29人)，梁启超指导22人，又与赵元任共同指导1人，王国维指导12人，李济指导1人。⑩王国维辞世后，其负责指导的学科悉付梁启超，学生归入梁氏名下。可见，梁启超是导师之中指导科目最多、指导学生人数亦最多者。 尽管梁氏一再谦逊地表示自己学问不如诸教授高深，“谁都比我强，我谁都赶不上他”，但他乐于与学生交流，“对于诸同学的工作中间也有我所知道的，我当然很高兴地帮帮他们的忙”，(11)即便疾病缠身，却始终坚持对学生们提供指导帮助，还计划每年暑假前与研究院学生同游北海。王国维指导的学生卫聚贤在写成《春秋的研究》后，呈送王、梁二人观阅，二人均提出了修改建议，“静师云前后次序应另行排置，并指导甲骨金石文的证据。任师云其中闲话应去。是以将原稿另行改正。而转瞬间任师离校静师弃世，此文虽成将复呈谁指示!”(12)卫氏在所撰毕业论文《左传之研究》中，征引梁氏《儒家哲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言必称“梁任公师”，又称在清华求学时“承王静安、梁任公、李济之、赵元任、陈寅恪诸先生指示很多”。(13)方壮猷在所著《中国史学概要》中引用梁氏《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新史学》等凡16次，言必称“新会梁先生谓”，足见梁氏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诸生心中之地位。由于王国维辞世，梁启超病重，李济赴美，赵元任外出调研，研究院第三、四学年人丁寥落，遂于1929年停办。总之，在短短四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诸导师之中对人才培养贡献最大者，当推梁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