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来临推动了历史学实践范式的结构性变革，其中既包括历史学的知识生产方式，也包括历史知识的传播与接受机制。“数字”和“公共”成为当下历史学科中两个不可忽视的发展领域——数字史学(digital history)与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20世纪60—90年代，数字史学与公共史学相对独立发展，各有所指。在美国，此一时期计算机技术成为以计量史学家为代表的新社会史学家追求量化精确性的有力工具，计量史学在计算机技术的辅助下蓬勃发展。20世纪70年代，美国历史学界为应对过度专业化导致的史学职业危机也开始了公共史学的探索，产生了旨在学术界之外应用历史方法、寻找就业机会的发展诉求，①并逐步聚集起来自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士，成为美国史学发展的重要分支。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计量史学因机械的因果论等问题在史学界遭受诸多诟病，逐渐走向衰落，计算机技术开始在专业史学研究之外寻求用武之地；公共史学也在扩展研究领域、与公众建立联系的过程中注意到技术对于史学研究和交流方式影响的潜力。20世纪90年代初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出现催生了“数字”与“公共”的交集，公共史学开始了“数字转向”(digital turn)，公共史学与公众的互动形式被重新定义，数字公共史学(digital public history)应运而生。数字信息技术成为公共史学实现公共性的技术支撑，公众的历史需求也为数字技术的史学应用提供了持续生命力。 当前，数字史学引起国内学界广泛关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历史研究在2022年、2023年连续被列入“中国历史学十大研究热点”。研究者意识到数字技术为专业史学研究带来的机遇，并在量化分析与整合层面取得诸多成果。②此外，已有学者注意到数字技术对史学“民主化”、“学术声音多样化”和“公共阐释的过程与行为”的重要影响，③认识到“数字公共史学的发展势不可挡”。④然而，既有对数字公共史学的研究多从数字媒介的角度论述公共史学的实践尝试和发展可能。⑤因此，梳理美国数字公共史学的提出与发展历程不仅是厘清公共史学数字转向过程所需，对探寻历史学在工具与价值、专业与公众、传统与创新的张力中的当代出路亦有重要价值。 一 史学技术应用与公共化萌芽 计算机技术在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学科中的应用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在数字信息技术与历史学科交叉融合的初期，历史学家已经敏锐地捕捉到技术革新对史学发展的潜在冲击和影响。计算机作为革新性的技术工具，凭借文献数字化存储与数据定量分析的强大功能，迅速重构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技术基础。尽管传统史学界对数字技术存在认知惯性与对工具理性的批判，但需要注意的是，技术工具的应用边界往往反向影响学界对史学问题的认知维度与解释方式。技术工具与学科边界的互构关系在史学领域技术应用的演进脉络中影响显著。 1964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简称ACLS)在IBM公司的资助下通过奖、助学金计划鼓励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在其工作中应用计算机。然而，历史学家在接受并应用计算机技术开展研究方面相较于其他学科仍稍显滞后。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历史研究是不能被客观化或量化的。与此相反，以计量史学为代表的新社会史学家则追求量化精确性。早在1957年，时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的艾尔弗雷德·康拉德(Alfred H.Conrad)和约翰·迈耶(John R.Meyer)就在多篇文章中明确了“计量经济史学家”或“量化历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应用量化和统计工具的新方法的严格定义。⑥次年，两人又在《南北战争前南方奴隶制经济学》一文中系统提出将经济理论和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于经济史研究。⑦1963年，美国计量史学的先驱，爱荷华州立大学教授威廉·艾德洛特(William O.Aydelotte)对19世纪40年代英国议会的投票模式进行了“谱系分析”。⑧计量史学在美国迅速兴起，成为一种新的史学潮流。 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美国高校和研究机构开始普遍购入计算机，并成立计算机中心的时期。早期计算机是在高等研究院以及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为代表的教育机构制造的，且大多服务于军事需要。如1946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在美国陆军资助下建造的电子数值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简称ENIAC)，以及麻省理工学院为美国海军开发的真空管计算机“旋风一号”(Whirlwind I)等。20世纪50年代后，大规模数字电子计算机生产的商业化推动了计算机在学术界的普及。⑨许多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通过接受捐赠、租赁或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简称NSF)申请资金购买的方式获取计算机设备和配套费用。美国南部地区教育委员会(Southern Regional Education Board)在基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计算机科学项目的统计调查结果形成的报告中指出：“在1965财政年，美国全国的学院和大学花费了1.03亿美元用于计算机设备及其研究和教学目的的操作。另外，电脑制造商以购置和租赁教育津贴、赠送设备和其他援助的形式捐助了4100万美元。”机构的花费此后继续增加。⑩正是有了此一时期的计算机基础建设，这一能够突破传统手工数据处理极限的技术工具在学术界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计算机成为以计量史学为代表的新社会史学家追求量化精确性的有力工具，辅助量化研究范式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