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①，是当下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效路径与方法。我们要赓续的是绵延三千年的中华文脉，这是文脉也是根脉与血脉。要明辨中国文化之与世界的不同，要在世界学术文化之林发出强大的中国声音，建立强固的中国话语体系等，都与这条文脉有关，这是我们必须赓续的原因，也是必须赓续的动力所在。 所谓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指有一种强大的生命力、穿透力和影响力的文化，无论在怎样的时代，都能从这种文化中吸取养分，涵养一种新时代的精神与气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一种文化无论曾经是怎样的优秀，随着时代的变化，也都会有与新的时代不完全契合、不完全适应的成分，这才带来了需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问题。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总是会因人因时因地而被激活，在被激活的同时，也吸纳了当代的文化，从而形成特定时代特定气象的新文化。所以，文脉要赓续，创新创造就不能停止；换句话来说，如果失去了创造和创新的动力，文脉也就无法真正赓续了。赓续的是不断被赋予活力的文脉，而不是从历史走来却一成不变的文脉。 在中华文脉中，自然包含着学术史脉。建立在学术史基础之上的学术传承与创新，才是有目的、有方向与有成效的传承和创新。如果把单一的研究对象比喻为一棵树的话，学术史就是这棵树背后的一座森林。一棵树的生态与一座森林的生态密切相关，一棵树的生命、价值和意义，是无法离开森林而单独存在的，所以学术的“森林”意识是任何一个学者都必须正视、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换言之，不见森林的学术研究很可能失去了底蕴和方向，也无法从根本上界定其价值和意义。更言之，不关注学术史的研究，其实也是一种比较严重的学风问题。学术史与中华文脉有着天然而密切的关系。 一、何谓学术史“森林”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②。学术中国是文化中国的一个重要有机部分，学术史的价值和地位，由此可以想见。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除了面对研究对象，还要面对学术史。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两翼，缺一不可。若比喻学术史的丰盛，“森林”一词或略近之，当然，森林也有大有小，有深不见谷底、远不见尽头者，也有稍作巡视，即可尽收眼中者。简言之，一旦明确了研究对象，要做的基础工作无非两步：其一认真细致阅读研究对象；其二深入全面了解学术史。埋首看经典，抬头看学术史，才能认清关注的问题是否真实，或者相关的问题尚存的学术空间到底在哪里。不知过往，焉知今日？一个对学术史无感的学者，其成果的创新性本能地受到怀疑是有理由的。 所谓学术史，就是由对某一研究对象或领域的持续研究而形成的历史。学术史形态不一，或丰厚，或贫瘠；或多维，或单一。但无论是怎样的学术史都应该引起学者的高度关注。研究学术史与研究被关注对象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不注重或忽略学术史的研究，相关的学术研究很可能失去方向，相应的学术判断也很可能失去根基。 我们一旦把学术史与中华文脉结合起来，就意味着学术史并非只是停留在单一学术问题的抉发与梳理之上，而是与一个国家的历史意脉与时代精神息息相关。钱穆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除了梳理清三百年学术思想与业绩的发展轨迹，也致力于切合当世所存在之弊端提出见解，并寻绎学术史的新发展。梳理学术与裁断是否结合在一起，就使得他的学术史始终在理性审视的学术视野之中，欲以学术之新变传承中华文脉的宗旨十分清晰，这当然与钱穆此书撰于1931—1937这一段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故钱穆之文运实关系国运。这一层意思并不需要读者去细心勾勒，钱穆本人固已将这种意思真切地表述在自序之中：“是书所论，可谓近己矣。岂敢进退前人，自适己意？亦将以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求以合之当世，备一家之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③“进退前人”或许只是过程，他承认撰写这部三百年来学术史是“近己”与“合之当世”结合之产物，并直言要承接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书写精神的使命。则其学术史中所包孕的时代精神，乃是不言而喻的。 昔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一篇论创作前后之关系云：“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④有古典作品的“不竭之源”，才有时代新声的“无穷之路”。刘勰在“通变”篇说“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又说：“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鬐，光若长离之振翼，乃颖脱之文矣。”⑤刘勰已经较为完美地阐释了“双创”的路径、价值与意义。“颖脱之文”即脱颖而出之文，这才是文学创作的方向，是建立在前代作品“博览以精阅”的基础之上，“不博则师资不广，不精则去取不明，不博不精而好变古，必有陷泞之忧矣”⑥，有精博，才有文学创作“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的可能。 刘勰笔下的“文”如果理解为学术研究之文，则其理一也。“颖脱之文”也可以理解为一流的研究成果。钱穆说：“我们写学术史……要之必从我们自己源头上变下来。”⑦有源头也有新变，学术史的意义就在既“通”且“变”之中，若不能切合时代之义，便也失去学术史之部分意义，“双创”提出的学理意义，我认为正在于此。真学者应该有让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学术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追求，这是对学术抱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虽然个人的研究在学术史中的地位需留待他人或后人来衡诂，但撰就“颖脱”之学术成果，“望今制奇”“日新其业”是基本的学术宗旨，并以此参与学术史的建构是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