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历史上，统治大规模政治体并不罕见。但在农业时代的交通、通讯和组织技术条件下，面向大规模社会所产生的治理需求，强调集权化、科层化的国家形态则缺乏有效运作和长期维系的基础条件。因此，古代大型国家的集权化、科层化变革总是以一种间接控制体系的回潮而告终。与一般性的理论预期和实践经验不同，古代中国具有相当集权化和科层化色彩的大一统国家形态肇始于秦代并绵延两千余年，构成了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起点。汉学家伊懋可总结道：“从普遍性视角来看，其他在规模上如中国般的政治单位很难在长时间内维持稳定，在前现代世界中，中国是这一规则下最主要的例外”①。大一统国家形态突破了集权化、科层化体系与大规模治理之间的张力，展现出鲜明的国家形态韧性。 对于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形态的韧性，一种长期流行的观点是以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停滞与落后来解释国家形态的长期维系②。但与波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国家不同，中国古代大一统国家具有更强的中央集权和科层化水平，其政治机构的规模更大、治理的精细化程度也更高。在制度建设上，与古代中国更接近的反而是西欧的“绝对主义国家”，而后者仅仅是西欧在中世纪王国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态之间的过渡阶段，并没有长期延续的内在属性。与强调古代中国停滞和落后的观点不同，有学者捕捉到古代大一统国家形态与西欧早期现代国家形态的相似性，并由此强调大一统国家形态的“现代性”，即认为成型于公元前3世纪的大一统国家在政治和行政上已经具有了诸多现代国家的色彩，是“现代官僚制的发明者”③，乃至行政层面上的“现代国家”④。这种超越性的优势是大一统国家长存的主要原因。但这一观点忽视了诸如科层制、中央集权体制的有效运转依赖特定的技术条件，并要求相当程度的人力、物力资源，对古代中国国家形态现代性的过分强调并不符合历史事实。还有学者强调文化观念与政治、社会组织模式的结合，提出了“儒法国家”⑤等理论范式。但这类理论往往把观念视为任由政治权力所塑造的客体。以官定儒学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被化约为大一统国家形态的附件或组成部分，仅在政治统一难以为继时才发挥作用。这类理论可能低估了观念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也忽视了观念在影响国家形态上的能动性。 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大一统国家形态的观念维度出发，提出了大一统叙事的概念。大一统叙事主张天下政治和文化的一统，并依此为政治、社会和历史发展提供一个进行描述和价值判断的框架，是官定儒学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大一统叙事与大一统国家形态之间既存在耦合机制，又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形成了张力结构。张力结构提供了维系、改善大一统秩序的能动性，耦合机制则提供了大一统国家形态长期延续的可能性。在大一统叙事与大一统国家的互动关系中，本文致力于从观念的视角提出关于大一统国家形态长期延续的理论解释。 一、大一统叙事的形成 大一统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春秋公羊传》中，《春秋》文本中的“王正月”被解释为“大一统”⑥。从文本来看，《春秋》大一统指一统于周历，即遵循周天子所主导的时间秩序，也就是由“王”所决定的“正月”。东汉何休在对“大一统”的解诂中也提到：“统者，始也，总系之辞”⑦。可以说，经学文本的“大一统”理念既没有“大规模统一”的现代引申义，也没有指向中央集权的制度形态，而是强调历法与正朔的一统，主要体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尊王思想。但在理论引申与历史阐述中，大一统逐渐超越了公羊学的训诂之义，由对时间秩序的讨论，延伸至对空间、政治和观念秩序的讨论上，并被附会上了文化一统、权力一统乃至天下一统的想象。“王正月”的“大一统”最终转变为指代、证成皇帝郡县制的大一统，以至于人们在今天用大一统国家来指代自秦汉以降古代中国的国家形态。这种超越经学家法的大一统叙事并不是任意的引申或歪曲，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相比于“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愿景，春秋战国之际呈现“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实困局。直到秦始皇通过武力统一六国，建立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⑧的制度格局，并通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⑨的形式，实现了更具强制性也更彻底的“一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秦代被普遍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周制与秦制的国家形态变化不仅是一次制度变革，更意味着国家权力正当性逻辑的转换。一统天下的秦代虽然“以六合为家，以崤函为宫”但落得“一夫作难而七庙隳”的下场，贾谊将其总结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⑩。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规模政治体而言，仅仅依靠强制无法保证长治久安，必须要形成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意识形态以证成政治权力运作的正当性。秦始皇曾在石刻中极力宣扬自己的德性与武功，强调“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11)。但是缺乏系统性的理论，空洞的道德说教与耀武扬威式的功业叙事并没有在秦代提升大一统国家的正当性水平。以陈胜“天下苦秦久矣”的反秦行动为序幕，六国贵族纷纷复国反秦，秦国的一统局面十余年而告瓦解，缺乏道德正当性的秦政展现出了惊人的脆性。 学者周继旨称：“就政治结构言，‘汉承秦制’；就社会整合力量和意识形态言，由秦及汉是个大的转折。此后，华夏文化传统基本定型。”(12)汉初政权在继承秦制的同时采取了调和与宽松的安排，以满足社会寻求安定的心理。但在观念层面上，国家仍然缺乏一套能够证成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系统性理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公羊学者脱颖而出，通过系统建构“大一统”叙事，确立了中央集权国家形态的正当性逻辑。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13)，“王正月”的正朔之辨被上升为天经地义的道德法则。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14)，“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15)。天下一统不在于军事优势所带来的万民臣服，而主要在于天命所归。一方面，三纲五常的伦理原则被注入对天道、天命的理解中；另一方面，天命的更新就体现在基于正朔、服色、礼乐等象征性符号所展现的文化秩序中。因此，董仲舒向汉武帝进言：“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道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16)，主张将以儒家六经为主干的周孔之学确立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改变“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17)的现状。最终具有鲜明儒学色彩的大一统叙事在大一统国家的官方认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由此，大一统国家形态的合法性基础从扫平六合的绩效转移为道德人心的天命，大一统观念也完成了从经学文本到政治正当性叙事的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