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二战”期间，英国就已意识到电影可以成为殖民宣传的重要手段，并组织设立殖民电影部(Colonial Film Unit)，向各殖民地宣传英国和殖民政府的正面形象。殖民电影部认为：“电影作为娱乐与教育的媒介方式，对不谙世事和尚未开化的民众具有巨大的潜力。”①其创作的影片大多投射出英国现代生活风貌，引导当地民众产生对英国王室及殖民政府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从而以更趋合理化的借口开展殖民工作。“二战”后，香港民众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英国官方原有的电影策略不再适用，继而转向强调伙伴关系与合作共建的话语表达，以现代化建设的名义延续港英当局的在地利益。 20世纪50年代，香港成为英国女王王冠上一颗愈发璀璨的“明珠”。②香港作为联通内地与东南亚之间的重要枢纽，在冷战背景下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占据特殊位置，一名美国情报官员曾把香港称为“不同华人交汇的十字路口”。③战后重返香港的英国不仅需要面对去殖民化浪潮下民众的意识觉醒，同时又希望借助香港作为其在亚洲地区的前哨，传递西方现代思想，因此选择以贴近华人生活的本土化方式掩盖自身的殖民之实。作为港英当局官方电影机构，香港电影制片组(以下简称制片组)的创作反映了英国对香港文化策略的逐渐转变，展现出其期望将香港树立为东方“自由”与“现代”典范的意图。制片组表达通过华人文化建构公民主体性以证明港英当局管理的合法性，并在电影叙事中强调香港的现代化城市景观，将香港塑造为冷战时期的“东方之都”以及令人神往的旅游胜地。 一、特别关注：立足华人群体的电影策略 战后香港成为各地华人的临时栖居地，中西方多元文化得以在此交互与融合。作为一个“非正式全球框架中心”，④香港成为从中国移居世界各地以及通过香港返回内地的华人的重要中转站。特别是在冷战时期，香港是西方监视中国内地动态的窗口，也是中国内地与外界接触的渠道。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文化地位，在东西方阵营之间架起桥梁，并成为西方文化向东方传播的重要基地。在英国统治下，香港华人仍然保留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华人群体的文化传统不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习惯，更映照出内心的民族身份与情感认同。曾有香港学者表示：“香港与中国内地的联系从未真正割断，而居民的移徙情况亦使我们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民族身份。”⑤可见，缘于地域亲缘联系与共通文化的历史基础，令香港华人与中国内地之间始终维系着民族情感认同的牢固纽带。 曾任香港总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认为，港英当局需要重视与尊重华人文化，才能消减香港民众在战后的不满与抵触情绪：“所有的旧风俗和习惯依然存在，在处理香港的民族方面，英国都秉承尊重传统的原则，所以这里的中国社会色彩与中国内地比较是毫不逊色的。”⑥为了尽可能赢得香港本土民众对港英当局社会治理的关注与认同，包括制片组在内的官方机构便将作品宣传目标设定为香港华人群体。英国文化协会1960年年度报告中写到：“香港地区99%以上的人口是华人，因此我们的工作就是针对他们的。然而，由于进行大规模宣传不是我们的工作，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资金与能力，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那些重要且容易受到影响的华人。”⑦从中足以得见港英当局在文化宣传过程将华人群体视为核心受众。制片组拍摄的影片虽然使用国语、粤语、英语等语言制作，但以粤语影片为主，其主要目标观众是当地说粤语的人群。⑧因此，不论是从文化传统还是语言习惯上，制片组都尽量贴合当地华人喜好，希望影片对香港民众产生最大化影响。 英国之所以对香港华人给予充分重视，并不完全源于华人群体在香港庞大的人口基数，同时也考虑到香港是联通中国内地与东南亚的文化窗口。同根同源的华人文化成为传递思想的重要纽带，香港华人的家国想象与文化认同为众多东南亚华人提供了现实参考。战后香港已逐步成为海外华人重要的文化交流中心，香港电影能够在东南亚地区广泛放映，缘于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不同程度的认同与向往。“香港出品的影片，年产量在三百部之多，不过香港影片都是在华人地区的香港、星马、泰国、菲律宾等地上映，即是说香港的华语影片，观众都是中国人。”⑨邵逸夫也曾表示：“我生产电影是为了满足观众的需要和愿望，核心观众就是中国人。”⑩不仅如此，东南亚丰厚的商业利益反向成为香港电影重要的资金来源，“星马是香港片的最大市场，港片六十巴仙(60%)的成本，系于星马版权”。(11)香港电影在东南亚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与市场潜力，同时也在银幕上构建“文化中国”概念，勾连起华人观众的怀乡情节与民族情怀，构筑了基于华人文化传统的“想象共同体”。 由于地缘政治之间的紧密联系，香港与当时还受英国管辖的新马地区在官方层面形成了一条文化纽带，强化了两地在电影领域的交流与互动。香港电影在东南亚逐渐建立起一条商业、政治、文化混杂的发行放映网络。这些幕后的推动与干预，除了商业上的考量，也折射出冷战氛围下英国政府的官方意识倾向，促使香港电影在内容题材与市场发展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改变。1950年，葛量洪就曾向新加坡方面发出电报寻求协助：“我们已经通知业界(作为鼓励他们制作非政治化电影的诱因)，假如他们的制作能够适应其他英国领土的华人社区，港英当局会尽力协助他们的电影在马来亚、新加坡、沙劳越、英属婆罗洲这些地区发行。”(12)可以看出，港英当局希望借助区域联动的有利条件，将香港电影拓展至东南亚华人市场，以此扩大影响力。 20世纪50年代开始，随着《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影片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的热映，中国内地电影在华人群体中引发强烈反响。由于这类影片不带有明显的政治说教或意识形态色彩，才得以通过香港的电影审查，并以香港为跳板流传至东南亚地区。(13)这些影片满足了华人观众的情感联结与文化想象，使海外华人远隔重洋看到家乡巨变，进而产生对新中国的认同。内地影片在东南亚的广泛放映也引起了英国方面的关注与忧虑。1956年，时任英国驻东南亚总督麦克唐纳(Malcolm Macdonald)发表评论道：“我刚刚去过新加坡、香港、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毫无疑问，从香港发出的‘红色’文学与电影作品是针对海外华人社区的主要宣传先锋之一。”(14)在文化冷战中，英国担心华人群体受到共产主义精神感召，期望香港电影整体转向非左派文化创作，因此，港英当局不论对商业电影公司还是政治盟友在港制作的“非政治”电影都抱以更为积极的鼓励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