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乌傅(赋)》，还是《神乌傳(传)》？

　　古籍文献中“傅”与“傳(传)”①经常混用，20世纪尹湾汉墓出土的简牍中有“神乌傅”“乌傅”和“列女傅”，其字形分别为“”“”“”。从单个图版字形来看，三字为“傅”为“傳”皆有可能，裘锡圭先生等起初也释该字为“傳”。②此外，《离骚赋》还是《离骚传》就曾聚讼纷纭，至今仍是一桩公案。因传世文献《列女传》的存在，“列女傅”很容易释读为“列女傳”。然而，字形相近的“神乌傅”却被裘锡圭先生等最终研判为《神乌赋》。③众所周知，疑难字的释读需结合具体文本语境，此前的考察更多注重音近假借和四言韵语，文体与写本的许多线索未得到充分关注。为此，我们不妨从形近混用、文本书写及传体特征三个维度，从“神乌”被释读为《神乌赋》的疏漏、《神乌传》的可能性以及早期“赋”与“传”的文体互渗入手，结合具体文本对是《神乌赋》还是《神乌传》进行重新研判。下文与裘文的主要争议点在于是以音近假借而释“傅”为“赋”，还是以形近相混而释“傅”为“傳”。这里“赋”“传”之辨主要是文体之争，而非单纯文字考释。

　　一、“傅”“赋”相通之反证

　　《神乌傅》出土于尹湾6号西汉晚期墓，全文约664字，篇题为隶书“神乌傅”三字，开篇交代乌鸟相斗事件的时间及结果，以拟人手法叙述了雌雄二乌与盗鸟相斗的始末，文末引《传》和“曾子曰”作结。裘锡圭先生依据音近假借和四言韵语将篇名定为《神乌赋》，主要依据王念孙释《离骚傅》提出的“傅”“赋”相通，以及曹植《鹞雀赋》与敦煌《燕子赋》均以四言韵句讲鸟类争斗，认为这几篇存在“某种传承关系”。④由此《神乌傅》便被视为赋体而广为传播，以致部分出版物篇名径直作《神乌赋》。

　　然而，将此篇释为“赋”却存在许多抵牾。如裘锡圭先生基于“傅”“赋”假借得出“尃”是“赋”的本字，进而阐释赋体文学之“赋”取义于“陈述”“铺陈”，被曲德来指出“是没有根据的”。⑤其实许多学者已注意到《神乌傅》与同一时期汉赋的不同之处，裘锡圭先生本人也说“在现存的汉赋里连一篇同类的作品也找不出来”，于是学界如扬之水、伏俊琏、曲德来等学者便对其赋体性质进行了补充，认为这是一篇民间赋、俗赋和故事赋，甚至一度视其为“西汉俗赋第一篇”。⑥早在《神乌傅》出土时，整理者已关注到其与“俚俗”性质相悖的线索，于是采用“经由文人改造”这一折中说法。不仅如此，还有部分学者从文体角度关注到《神乌傅》的特殊之处，对其复杂性有更深刻的认识。如王思豪视《神乌傅》为文体混沌状态之下“具有传性质的类赋之文”，⑦沈相辉从《神乌傅》“傅”形体与同墓出土材料所见“传”写法的相似之处对标题书写规范提出质疑，认为其“传曰”结尾与《韩诗外传》《毛诗故训传》体裁相似，尝试将其题名定为“传”。⑧因此，《神乌傅》文体之争主要聚焦以下三方面。

　　首先，《神乌傅》与敦煌《燕子赋》之间的关系是否如想象之密切？《神乌傅》的文本结构迥异于《燕子赋》，更与赋体“序+主体+乱”存在显著差别。朱晓海认为《神乌傅》散韵结合，而敦煌《燕子赋》甲本杂糅赋体与诗体，更符合《登徒子好色赋》《美人赋》《两都赋》一支，乙本则几乎通篇五言。⑨从所引内容来看，《燕子》甲本诗歌为作者自撰，《神乌傅》引用经典成辞，两者也不相同，不应径直归入俗赋。而此类经典征引多见于《史记》，如《滑稽列传》在“居无几何，朔果病死”之后征引经典“《传》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之谓也。”⑩敦煌《燕子赋》篇尾自述之诗近于汉赋乱辞，用于简约全篇之意，与《神乌傅》以第三人称征引经典的形式极为不同。汉赋之“序”述作赋之旨，兼有创作主体与虚构人物，真实与虚构之界限得以强化。《神乌傅》则直接进入虚构叙事，发问部分以第三人称直接交代事件结果。且《神乌傅》结尾“诚写悬，以意傅之”，意义未明，在赋的文体范畴之内无法作出合理解释。

　　其次，《神乌傅》与《鹞雀赋》《鵩鸟赋》等叙事是否相似？《神乌傅》以叙事为主，兼含咏物、抒情与说理，而一般故事赋中虽有叙事，但故事性显著淡化，咏物与说理功能更加突出。以《鹞雀赋》为例，虽为残篇，其问答却表现出极强的议论性。在生死关头，鹞与雀各执一词，分论“顷来轗轲，资粮之旅。三日不食，略思死鼠。今日相得，宁复置汝!”“性命至重，雀鼠贪生；君得一食，我命是倾。皇天降监，贤者是听。”(11)议论性强而情节性弱，雀在反复地自贬、乞求及恐吓之后才得以脱身，自谓“说我辨语，千条万句。欺恐舍长，令儿大怖”，(12)脱身之后迅速转换场景，向人诉说惊险遭遇。《神乌傅》同样是恶鸟离去之前，雌乌“遂缚两翼，投于污则(厕？)。支(肢)躬折伤，卒以死亡。其雄大哀(踯)躅非回(徘徊)。尚羊(徜徉)其旁，涕泣从(纵)横。长炊(？)泰(太)息，忧(懑)嘑〈唬〉呼，毋所告愬(诉)。盗反得免，亡乌被患。遂弃故处，高翔而去”。(13)与《鹞雀赋》相比，更着意于书写二乌相斗的动作行为而非论辩过程，正文叙事在恶鸟高翔后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