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史辨”以来，学界逐渐认识到两周时人对古史系统的阶段性建构，但尚未清楚揭示出两周古史系统所对应的话语——族源谱系的内在结构和运行机制。族源谱系是指后人所追溯构拟的关于族群起源时期的帝王谱系，它是两周古史系统的外在话语。本文研究族源谱系及其内在结构运行与嬗变的目的，在于一定程度地还原两周时人对古史系统的认知和表述形式，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探讨两周时期潜藏在古史话语系统建构背后的合法性，把握华夏族群认同形成的渐进过程，从而有效避免由于传说时代文献难征所造成的虚无主义倾向。 考察两周时期各阶段族源谱系话语的建构过程，必须以古史系统的阶段性划分为研究基础。上世纪初，顾颉刚以禹截断众流，提出“战国时人每以尧、舜包于‘三代’之中……至汉，乃以三代广为‘四代’”①。以此为基础，童书业和杨宽倾向于以《墨子》作为夏商周三代型古史系统和虞夏商周四代型古史系统的分界线②。李锐则认为周人对古史系统的表述可分为夏商周三代古史系统、虞夏商周四代古史系统以及炎黄主体型古史系统三个阶段③。我们注意到，在两周古史系统书写中，族源谱系的话语核心实际各不相同，分别是感生神话、禅让传说和黄帝一元帝系，三者既短时段地影响族源谱系的现有表现形式，也长时段地主导族源谱系这一话语的形式嬗变。 一 感生神话：族源谱系话语建构的基点 一般认为，夏商周三代作为特定的古史系统，其组织核心是“天命转移”观念，即《召诰》所见“有夏”“有殷”的“受命”及“坠命”过程。如果我们将目光拉远至他们各自的始祖，虽然“天命”观念依旧发挥重要作用，但其族源谱系话语的立足点，则由“感生神话”来承担。尽管感生神话可能并非周人首创，但周人将禹、契、稷三始祖的感生神话表述为具有神圣地位的权力话语，并目之为膺受天命的表现和统治合法性的外化。同时，感生神话也是两周时期族源谱系话语建构的基点，为后续话语方式的转型提供了必不可缺的理论支撑。 (一)感生神话的可能来源 有关契和后稷的感生神话，今见于《诗经》，为便于讨论，兹将相关材料胪列如下： 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④(《大雅·生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⑤(《商颂·玄鸟》) 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⑥(《商颂·长发》) 历代注疏在解释二者的“感生”问题时都提到了“郊禖”，关于契，毛传曰：“春分玄鸟降，汤之先祖，有娀氏女简狄，配高辛氏帝，帝率与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⑦关于后稷，毛传言：“去无子，求有子。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鸟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禖。”郑笺云：“姜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于郊禖，以祓除其无子之疾，而得其福也。”⑧可见，诸家公认“郊禖”与祭祀求子仪式存在密切关系。 上博简《子羔》对此亦有记述： 子羔问于孔子曰：“三王者之作也，皆人子也，而其父贱而不足称也欤？抑亦诚天子也欤？”孔子曰：“[……禹之母，□□氏之]女也，观于伊而得之，娠三年而划于背而生，生而能言，是禹也。契之母，有娀氏之女也，游于央台之上，有燕衔卵而措诸其前，取而吞之，娠三年而划于膺，生乃呼曰：‘金!’是契也。后稷之母，有邰氏之女也，游于玄咎之内，冬见芺，搴而荐之，乃见人武，履以祈祷，曰：‘帝之武，尚使……’是后稷之母也。三王者之作也，如是。”⑨ 裘锡圭指出《子羔》“应该是作者借孔子之口鼓吹尚贤和禅让的一篇作品。它的写作时代当属战国早期或中期”⑩，在《子羔》中，三王感生是禅让的前置语境，对于时人而言，感生是对前一阶段古史话语的总结，故而其虽然是战国文献，亦可借此考察三王的感生神话。简文所述野游乃是祈子仪式中的重要环节，如张富海指出，玄咎与閟宫有关，可能是祭郊禖之宫，用以求子(11)。廖名春也认为简文“观于伊”“游于央台之上”等都是“特指参加祭天祈子求福”(12)。上述不同来源材料指向同一结论，即三代始祖的感生神话是对上古祭祀祈子仪式的再现。 尽管“玄鸟”“帝武”等为感生神话增添了神秘色彩，但其神圣性更多来自于仪式本身，这也是祭祀神灵的宗教仪式所具有的天然属性，并自然延续到作为仪式衍生物的感生神话中。这种基于宗教仪式崇拜和神秘意志的神圣性来源，是感生神话神圣地位形成的第一阶段。 (二)感生神话与天命转移 周人之所以着重表彰“感生神话”的意义，一方面是在宗教上认可并倚重祭祀求子仪式的神圣性，另一方面，感生神话作为现实政治叙事，也成功打通了三代的族姓血缘屏障。传统“天命转移”观念只解释了夏商周因敬德而代有天命的既成事实，无法避免“当下政权失德所以失去天命”的反诘，也无法解释“天命何以在众多有德者中只青睐三代”。而感生神话成功构拟出三代始祖与上帝之间的血缘纽带，将三代与上帝、天命挂钩，从族群来源上赋予三代统治者以承接天命的政权合法性。上帝之所以能从血缘层面介入三代型古史系统，三代始祖“无父感生”这一共同要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父系血统的缺位为上帝在血缘层面介入，提供了施展空间，而“感生”带来的神圣性也与上帝权威相结合，为三代始祖的血缘正当性，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保障。 当然，上帝在血缘层面的介入，也使古史话语系统的书写者不得不直接面临三代始祖的“天神性”问题，即他们究竟是“天之子”还是“人之子”。而《子羔》的内容，也正是围绕着子羔“而其父贱不足称也欤，抑亦诚天子也欤”的反问展开。孔子通过对三王感生神话的称述，指出三王皆为“天之子”的共性，将三个族群的始祖在血缘层面点对点地与上帝直接关联。可以说，孔子对此问题的回答，回避了三代始祖的现实父系血缘，近乎刻意地用上帝来填补“无父”的情况，而这也为周人政权合法性的获得，提供了除“天命转移”之外的另一种可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