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4年第一部国人创作的《中国文学史》问世以来，相关著述汗牛充栋，反映了各自时代思想和学术精神的文学史观，通过编写者们的文笔，构成了一部又一部伟大经典，滋养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人。文学史观的更新迭代，也成为中国文学学科之现代学术史的基本理路之一。与之相比，临近的古文献学科虽被奉为传统文史研究的基石，但如果追问文献学的理念革新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学史的书写，学界对此的认识，大致仍停留在提供了作品的“权威文本”和有关作家及其专书的基本文献知识的层面。近些年来，固然也有一些或基于读者批评接受、或基于物质文化史的文学史新著①，但未在汉语学界获得足够的认同。究其原因，除了传统研究法的惯性外，以上文学史新著皆产生于2010年以前，当时的中国文献学界尚未迎来古籍影像线上共享的红利期，这就意味着其文学史新论更多基于文艺学、历史学前沿理论的移植，而作为文学史论证土壤的古文献层面的耕耘，其精细度不足以支撑新理论的充分落地及本土化。在这种文献跟不上理论的情势下，文学史观的提前变化终究是隔靴搔痒，难以让更多的读者信服。对这一层疑惑的突破，无论证明还是反驳，都需要经过大量的文献案例积累，方可迎来成熟的时机。过去的十余年，是古典文献学在材料和方法上皆发生革命性变化的重要时期，全球范围内海量稀见文献的公布，古籍图像及其标准文本的数字化共享，摆脱工具定位的古文献学理论建设等，让文学史研究在史料认知、收集与处理的环节变得“更宽、更快、更细”，得以呈现出一种对人、文、物的细化与动态认识。这种基于新的认知模式而来的标准化知识生产，可以推动我们去重新思考“作家的文学史”“作品的文学史”的旧有书写模式，并在“媒介”的框架下重新认识“人—文”“物—文”“书—文”“文—文”关系。总的来说，形成并践行典正的文献学“三观”，有助于文学研究界更好地细化文学史的“颗粒”并凸显其中的“真”问题，也让文献学理念更活态地融入对中国古代文学世界的复杂认识之中。 一、从“活的文献”到“叠合的文学史” 近年来，随着西方书志学理论的引入，以及周边学科中如“活的制度史”理念的倡导，“活的文献”逐渐发展为古文献学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越来越多的学人主张“古典文献学在为其他学科提供可靠文本与资料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本学科自身的特点与学术追求”，指出“文本性、物质性、历史性与社会性是文献最重要的四个性质”，而不应停留在“去除文献‘文本’中的‘讹误错乱’，从而建立一个唯一的有秩序的权威文本”。②在此认知框架下，作为古文献学的重要板块之一的集部文献研究，立足于基本的文本文献，经过标准化的校勘处理后，以权威文本的样态进入文学史的考察视域，此传统的路径固不可少；但在此之外，作品文本自身“变动不居”③的历史，以及文本的物质性、社会性所折射出的横贯四部的复杂面貌，同样有机会成为文学史研究中新的关注点。 这里所说的“文学史”，严格来说更接近“写作史”，不限于文学家创作的诗文、戏曲、小说等作品，还包括对四部典籍的各种著、述、编、纂行为。笔者想讨论的是，作为方法或工具的文献学基本观念在近年来的变化，对作为研究对象的古典学各门类的发展可能带来的影响。当然，作为最能反映“写作”之机制的学科门类，古代文学仍是本文的重点。考虑到在这个广义的“写作”框架内，“史料”和“作品”有其文本层面的共通性，亦将“历史书写”“书籍编纂”等议题适度地纳入其中。 回顾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成果，作家研究、专书研究、作品研究，是文学史研究中的三个核心板块，它们通过人物行实考证、古籍版本考辨、体调格律研究等专门路径，各自走出了不同的向内精细化之路，相关成果可谓厚重。自21世纪以来，这三个板块又陆续进入了反思性、批判性研究的学术阶段：在作家研究领域，蒋寅的“进入过程的文学史”，张剑的“情境文学史”④，都提倡用微观的史料，支撑更接近历史现场的文学发生细节；在作品研究方面，以徐建委、林晓光、程苏东为代表的中青年学人，借“文本”之议题，重新审视了中国文学史中因经典而趋于静态的诸多面相；⑤在专书研究方面，不少学者从经典注疏、成书研究、选本研究等传统的路径，转移至书籍史、阅读史等新文化史的视域，所谓“专书”不再是经典著作的特权，而被发展为一种普适性的研究方法。 与此同时，文学研究法的向外输出或分享，亦呈现出几种较明显的趋向。较之现代学术中的“文学”一词所包蕴的价值判断与学科归属，与之密切相关的“文体”“文本”“文献”等概念，因其相对中性的学术立场，借力于一些与历史学界共享的“体例”“书写”“书籍”等内生性话题，成为打通文学、历史诸学科的有效路径。如历史编纂学中的著述体例研究，作为古代史研究中史料批判的重要维度之一，与中国文学研究中的“文体学”原创理论，渐显合流的趋势，经由余嘉锡、吴承学至聂微萌、李成晴等数代学人在各自学科的探索⑥，发展出了“书体学”等可共享并深入对话的概念；而更广阔范围内的“历史书写”等议题，因近二十年来中国人文学界表现出了整体上的语言学转向，涉及对所有“纪实”史料之写作意图的重新探究，也为传统的史源学注入了一股基于文本流变的阐释效力；⑦在与历史、文学皆密切相关的文献学科内部，虽然一直以来有历史文献学、古典文献学的不同学科设置，但整体来说，从工具到方法、从知识到思想的学科转型之势已相当明显，追求无问内容、不分部类的书籍之共性，正成为书籍史研究打通四部的一个重要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