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极右翼政党在全球范围内的持续崛起和密切互动，显著影响了世界政党格局与政治态势。其中，欧洲与拉丁美洲的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与互动，反映出相关国家与地区政治力量的深刻变化，可能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与“全球北方”(Global North)的互动、极右翼势力的国际联合产生重要影响。国外学者对欧洲与拉美极右翼势力的互动已经有所关注，但视其为政党的跨国交往的分析并不多见，且缺乏系统性的梳理和理论化的研究；国内学者则较少从跨地区视角研究极右翼势力，也很少关注政党的跨国交往。本文拟从“世界政治的关系理论”出发，将政党视为关系性行为体，通过梳理和分析欧洲与拉美极右翼政党跨国交往的空间表现、关系逻辑与现实影响，以期系统考察欧洲与拉美极右翼政党的跨国交往，并为研判政党的跨国交往和政党的政治发展提供新的视角。 一 欧洲与拉美极右翼政党的现状与界定 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党与拉美极右翼政党纷纷崛起，并均在国内选举中取得关键性突破。在欧洲，2022年，意大利“兄弟党”(Fratelli d’Italia，FdI)成为该国议会第一大党，其党魁焦尔吉娅·梅洛尼(Giorgia Meloni)成为西欧首位来自极右翼政党的总理；同年，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RN)、“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SD)分别成为各自国家议会的第二大党。2023年，荷兰“自由党”(Partij voor Vrijheid，PVV)跃升为该国议会第一大党；“芬兰人党”(Perussuomalaiset，PS)成为该国议会第二大党；西班牙“呼声党”(Vox)继续保持作为该国议会第三大党的地位。①2024年，极右翼政党在欧洲议会选举中的席位增至197席，形成“欧洲保守与改革”党团(European Conservatives and Reformists，ECR)、“欧洲爱国者”党团(Patriots for Europe，PfE)、“主权国家欧洲”党团(Europe of Sovereign Nations，ESN)三大倾向极右翼的议会党团。②2025年，“德国选择党”(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AfD)在德国议会选举中以20.8％的得票率排名第二，取得历史性突破；③“奥地利自由党”(Freiheitliche Partei Österreichs，FPÖ)虽未能成功组阁，但仍为该国国民议会第一大党；④波兰“法律与公正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PiS)支持的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赢得波兰总统选举。⑤此外，自2010年起，“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公民联盟”(Fidesz-Magyar Polgári Szövetség，Fidesz，简称“匈牙利青民盟”)长期执政；意大利“北方联盟”(Lega Nord，LN，现为“意大利联盟党”)和瑞典民主党(Sverigedemokraterna，SD)等极右翼政党也都先后获得执政或联合执政地位。 在拉美，保守力量在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波多黎各长期执政。自2018年以来，巴西、阿根廷、萨尔瓦多、厄瓜多尔、巴拉圭五国均出现过极右翼政府，各执政党分别为巴西“自由党”(Partido Liberal，PL)、阿根廷“自由前进党”(La Libertad Avanza，LLA)、萨尔瓦多“新思想”党(Nuevas Ideas，NI)、厄瓜多尔“全国民主行动”党(Acción Democrática Nacional，ADN)和巴拉圭“红党”(Partido Colorado，又称“全国共和联盟”，Asociación Nacional Republicana，ANR)。但部分政党声称自身并非极右翼政党，例如，萨尔瓦多新思想党的领导人纳伊布·布克尔(Nayib Bukele)表示，该党是走“非左非右”的“第三条道路”。⑥与此同时，智利“共和党”(Partido Republicano de Chile，PRCh)、乌拉圭“公开市政党”(Cabildo Abierto，CA)、秘鲁“人民力量党”(Fuerza Popular，FP)和哥伦比亚“民主中心”党(Centro Democrático，CD)等政党的政治影响力也在上升。⑦ “极右翼政党”(Far-Right Party)这一概念因频繁地被新闻媒体等媒介使用而得以广泛传播，然而，对于“极右翼政党”的确切定义，国内外学界至今尚未达成共识。⑧本文将极右翼政党视为一个“同一性与差异性同样显著的”政党群，⑨其中包括“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极端右翼”(Extreme Right)、“激进右翼民粹主义”(Radical Right-Wing Populism)、“新纳粹主义”(Neo-Nazism)、“新右翼”(New Right)、“硬右翼”(Hard Right)、“另类右翼”(Alternative Right)、“民族/国家民粹主义”(National Populism)、“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政党等不同子概念；有时，同一极右翼政党或党团代表也会被冠以不同的子概念，例如，阿根廷自由前进党领导人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被贴上“深/远右翼”(Far Right)⑩、“激进右翼”(Radical Right-wing)(11)、“民粹主义者”(Populist)(12)等标签。针对不同子概念，卡特(Elisabeth Carter)归纳了划分“右翼极端主义”(Right-Wing Extremist)的类型学标准，分别涉及“移民问题”、“种族主义态度”和“对民主、议会制和多元化的态度”(Attitudes Towards Democracy，Parliamentarism and Pluralism)；(13)穆德(Cas Mudde)则概括了“右翼极端主义”频繁出现的五个特征，分别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种族主义”(Racism)、“仇外心理”(Xenophobia)、“反民主”(Anti-democracy)和对“国家强大”(the Strong State)的呼吁。(14)随后，穆德又尝试将“民粹激进右翼”(Populist Radical Right)提炼为“民粹主义(Populism)、“本土主义”(Nativism)和“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15)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不宜用‘极右翼’框架来评判”某些政党，而是要从现象入手。例如，基茨凯尔特(Herbert Kitschelt)尝试以“运动型政党”(Movement Party)定义极右翼政党；(16)而“非建制政党”的概念同样旨在从现象入手，描绘欧洲社会的症结，并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