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语 进入21世纪尤其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不同国家间的力量对比持续变化，围绕地区与全球秩序重构的博弈愈加激烈。伴随着国家间竞争的加剧，话语交往政治化乃至意识形态化的对抗特征也日益彰显。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与俄罗斯、中国、伊朗等国围绕乌克兰危机、华为制裁案、香港和新疆事务、伊朗核问题以及巴以/伊以冲突等议题，爆发了多轮大规模的舆论对抗。2020年，新冠疫情蔓延严重限制了线下交往，使互联网进一步成为了各国话语交锋的主要场所。多国领导人、外交人员、媒体、学者乃至大量网民纷纷借助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发声、争辩甚至相互攻讦。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后，相关各方更加迫切地利用社交媒介争夺全球舆论对自身的同情与支持，通过短视频等形式实时传播战事进展乃至战场细节。这种操作在打破时空限制、增强情感共鸣的同时，也让假新闻、误导性信息和极化言论大量充斥于虚拟空间之中，深刻影响了不同地区民众的认知乃至国家政策的选择。因此，俄乌冲突被称为“第一次TikTok战争”(First TikTok War)，并且类似现象在2023年开始的新一轮巴以/伊以冲突中再度呈现。①可见，数字时代国际舆论中的话语权竞争，相较传统的大众传播时代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长期以来，美西方掌控着国际舆论场的主导地位乃至“话语霸权”。但近十年，一些后发国家在外部压力及内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开始挑战长期被污名化和妖魔化的“他塑”形象，借助数字媒介开放、便捷、低成本、高效率的特性进行技术的自我赋权，主动参与国际舆论塑造。这些国家努力贴合数字传播逻辑，尝试设计并实施有效的话语策略，力求广发声、巧发声，有力重塑了“西强东弱”的传统国际舆论环境和传播秩序。例如，“今日俄罗斯”(RT)频道是油管(YouTube)平台上首个播放量超百亿的新闻供应商，而伊朗则通过推特(Twitter，现更名为X)平台以领导人等个人账号展开数字外交“魅力攻势”。那么，同样是面对美西方近乎全方位的话语打压，进行舆论性话语竞争的后发国家为什么会在各自的话语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模式?本文认为，支撑资源和操作能力的差异是决定不同模式生成的关键变量。基于多语种相关资料，本文通过对俄罗斯、伊朗及中国三个案例展开比较分析，以验证上述判断。 二、舆论性话语权的既有研究 “国际舆论性话语权”概念的发展经历了“权力”与“话语”由分而合的探索过程，继而分化出制度性与舆论性等不同层面。近年来，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权力—权利”辩论和技术环境变迁两个维度展开。本部分简要梳理已有文献，并指出其在解释后发国家竞争形态上的不足。 “话语权”(discursive power或power of discourse)源于“话语”与“权力”的结合。古典现实主义认为，权力是影响或支配他人意志与行为的能力。20世纪中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强调物质力量的同时，也提倡重视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国际道德与世界舆论等因素。他指出，“心理战或宣传”已成为与外交和武力并列的关键工具。②不过，随着冷战中期结构现实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学界关注系统结构与互动单元，普遍以硬实力衡量国家权力与地位，往往将“话语”视为空谈或修饰。③ 与此同时，西方思想界开始经历“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的核心议题，引发对其意义、本质与使用的广泛探讨，并推动哲学与社会科学的重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等人认为，不能仅仅将话语视为形成连贯书写或口头表述的符号和语篇，而应着眼于其作为权力载体的本质特征。④这种将话语与权力视为相互交织的理解，奠定了“话语权”概念的基础。随后，学界愈发重视科学知识的建构过程及其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有学者甚至认为，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⑤ 进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话语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推动下，加之在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第三次学理辩论的背景下，国际关系研究呈现新方向。一批学者对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提出质疑，转而关注话语与观念、行为体与结构的互构，以及真理的相对性。⑥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在冷战末期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强调国际竞争更多依赖文化、政治价值观和制度吸引力，而非单纯的经济收买或军事威胁。⑦在这一背景下，“国际话语权”概念兴起，并被视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国家对其的行使主要基于表达观念、形塑身份和建立规范三重目标。⑧沿着这一思路，学界对国际话语权提出了不少全局性见解，但也存在两个主要问题。 一方面，现有关于国际话语权的研究往往将“制度性话语权”和“舆论性话语权”并置讨论，而重点多集中于从功能主义视角探讨制度性话语权的建构路径，导致舆论性话语权常常只是“点到为止”而落入被边缘化的境地。对此，一些学者试图厘清两者差异。制度性话语权更关注相关主体依托国际组织、协议、惯例等制度要素在国际机制中的地位与影响力，体现为规则制定权、发言权、投票权等，在分析中侧重于传统的权力配置逻辑，强调话语发挥利益调节杠杆的前提是物质权力的背书。⑨相较之下，舆论性话语权则更为复杂隐蔽。它首先强调各方对国际议题的知情与表达权，这更体现出后现代主义建构观。但现实中，话语又可作为战略武器，起到压制对手、塑造共识和凝聚认同的不同作用，而要自己的声音能被“听得见”乃至“听得进”，仍需相应的实力和运作。⑩尤其对处于话语弱势的主体而言，争夺舆论性话语权既是“维护权利”，也是“争取权力”。因此，舆论性话语权更能展现出权利与权力一体两面的特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