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失衡：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东南亚政策

　　印太地区已成为全球地缘政治竞争的关键场域，美国视其为维护全球领导地位的战略核心。①特朗普政府的东南亚政策作为“印太战略”及对华竞争的重要支点，在第二任期内呈现明显的安全—经济范式结构性失衡：安全上通过强化“印太战略”框架推行“前沿遏制”(forward containment)政策，经济上则秉持“美国优先”原则实施战略收缩。这种安全扩张与经济收缩的二元背离，打破了冷战后美国对东南亚“安全—经济双轮驱动”的传统模式，②凸显出特朗普政府区域战略设计的内在困境。分析特朗普第二任期东南亚政策中安全—经济范式的结构性失衡，不仅为21世纪大国竞争研究提供创新的理论框架，也为东南亚国家探索战略自主路径提供理论参考。

　　当前国际学术界对特朗普第二任期东南亚政策的研究主要形成三维分析框架。首先，地缘安全维度。学者持续关注“美国优先”战略下域外力量介入模式的迭代，重点分析其对印太安全格局的结构性影响。研究表明，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政策调整集中于军事同盟体系现代化、南海问题多边化及非对称战略威慑等三大关键领域。③其次，经贸互动维度。学术界聚焦特朗普政府潜在的激进贸易政策转向，尤其分析贸易保护主义对东南亚供应链重构的传导效应，以及此效应引发的区域经济治理适应性调整问题。④最后，多边秩序建构维度。此类研究主要沿制度变迁理论路径展开，系统解构单边主义政策与区域多边机制之间的互斥效应，通过政策文本计量分析，实证考察美国“退出主义”与东盟制度性权力弱化、区域大国均势失调之间的关联性，进而构建“制度对冲”模型阐释区域秩序转型的内在机制。⑤

　　既有研究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东南亚政策展开了多维度探讨，然而大多局限于单一分析框架，未能系统阐释安全—经济互动机制及其呈现的结构性失衡特征。本文基于“安全—发展联结”理论，创新性地构建了经济—安全双向互动的四种类型框架。通过深入剖析特朗普政府东南亚政策中安全逻辑与经济逻辑的内在矛盾，本文旨在揭示其政策实践所展现的安全—经济范式结构性失衡特征，并进一步探讨该政策对东南亚地区产生的区域性效应。

　　一 经济与安全的联结与失衡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经济与安全的互构性联结不仅是国家战略设计的核心命题，更是区域治理框架构建的关键要素。国家在推进地区战略的过程中，经济与安全常常呈现出协同性特征，二者相互依存、紧密联结。⑥经济资源为安全体系提供物质基础与战略韧性，而安全合作网络则为经济发展营造制度性稳定环境。⑦

　　在推进区域战略进程中，根据经济与安全领域资源投入方向的差异，可将经济与安全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划分为以下四类(详见表1)。其中，协同平衡型互动包含两种情形，即经济与安全投入均为正向或均为负向，这表明在该类型下，经济与安全投入方向保持一致，呈现出协同发展的态势。而结构性失衡同样涵盖两种情形，分别为经济投入负向、安全投入正向，以及经济投入正向、安全投入负向，意味着经济与安全投入方向相悖，导致二者发展出现结构性失衡。

　　

　　国际关系研究中，众多理论聚焦于区域治理框架下经济与安全要素之间的协同平衡关系。其中，“安全—发展联结”(Security-Development Nexus)理论作为典型分析范式，在学术探讨中占据重要地位。该理论体系既致力于剖析经济与安全在正向协同情境下的互动逻辑，具体表现为要素层面的深度融合与行动层面的协同共进，亦聚焦于负向协同状态下二者矛盾激化、关系失衡的内在机理。⑧此外，建构主义学者阿米塔夫·阿查亚在研究东盟时指出，区域贸易协定为安全体系提供物质支撑，而区域安全合作网络(如东盟区域论坛)则通过对话机制为东南亚经济发展营造稳定环境。⑨巴里·布赞也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强调，经济资源构成区域安全的物质根基，推动二者正向协同，并指出区域内权力不对称或经济竞争可能引发负向协同，造成安全紧张与治理失序。⑩

　　自冷战终结以来，经济与安全被视作两个相互关联、彼此依存且相互促进的领域。经济的长期发展被认为以安全为前提，而持久的安全则以可持续发展为坚实根基。(11)然而，经济与安全的联结并非始终正向协同。经济发展可能会对区域安全产生消极影响，而安全方面的关切也可能对发展实践造成阻碍。(12)中西久枝归纳出“安全—发展”关系的两种主要范式，即“发展作为减少暴力的途径”与“一种被视作发展的暴力现象”。前者基于新自由主义视角，主张发展是减少暴力冲突的有效手段；后者则指出，在某些特定情境下，发展进程本身可能引发或加剧暴力冲突。(13)这意味着，虽然经济与安全是紧密相连的，但两者并不总是协同发展的。在某些情况下，对安全的追求可能会阻碍经济发展，反之亦然。(14)

　　在东南亚背景下，当大国以单边主义政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这种联结就可能演变为失衡甚至对立状态。特朗普第二任期东南亚政策的核心矛盾在于：安全合作的有效性通常需要以经济互惠为基础，然而其经济利己主义政策却持续削弱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的战略信任，最终导致政策工具出现功能异化与机制失效的双重困境，从而促进区域秩序从“规则主导型互嵌”模式向“危机驱动型平衡”模式演变。(如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