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关系遗产及其对中国与南斯拉夫继承国关系的影响

作  者:

作者简介:
彭裕超,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徐刚,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出处:
俄罗斯学刊

内容提要: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种关系遗产对中国与南斯拉夫继承国的关系也有显著的投射性影响。中南关系遗产对中国与南斯拉夫各继承国关系的影响呈现出三种主要类型:一是以政治互信为特征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塞尔维亚),成为中南关系遗产正向投射的鲜明例证;二是以务实经济合作为主的关系(克罗地亚、波黑、黑山、北马其顿),更多地反映出从中南关系遗产继承而来的务实态度;三是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双重关系(斯洛文尼亚),其动态受更广泛的安全环境、地缘政治以及斯洛文尼亚国内政治格局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中南关系的历史遗产,特别是中国与这些继承国在政治、经济、人文等领域互动的历程和积累的经验,如同强大的惯性力或潜在的引力场,正持续塑造着各继承国对华政策的基础性框架和心理预期。


期刊代号:D6
分类名称:中国外交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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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形塑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石,而国家间关系无疑会深受其历史遗产的影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这种关系遗产对中国与南斯拉夫继承国的关系也有显著的投射性影响。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南斯拉夫作为国名,是第一南斯拉夫或南斯拉夫王国、第二南斯拉夫(或称“南联邦”)以及第三南斯拉夫(或称“南联盟”)的总称。①本文所称南斯拉夫主要是指第二南斯拉夫或南联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和中国人民在欧亚大陆的两端进行了英勇的反法西斯斗争,最终取得胜利。1945年11月29日建立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1963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和1949年10月1日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两国并未立即建立外交关系。直到1955年,中国才与南斯拉夫建立外交关系。20世纪90年代,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中国与南斯拉夫各继承国相继建立或延续②了外交关系,中国与相关国家间的关系也开启了新的篇章。本文旨在探讨中国与南斯拉夫的关系遗产及其如何深刻影响了中国与南斯拉夫继承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北马其顿、斯洛文尼亚)在当代的交往互动。

  一、南联邦时期的中南关系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率先承认中国并建交的国家主要来自社会主义阵营。194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中有7个来自中东欧,先后分别是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简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而南斯拉夫是当时唯一没有且历经数年才与中国建交的中东欧国家。在整个冷战时期,中南关系亦同中国与苏东国家关系一样充满了曲折波动。

  (一)从保持沉默到建交:在苏联影响中变动

  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期,南斯拉夫便联系中共方面,表示已准备好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但中方对此却保持了沉默。③这主要是受到了中国与苏联及更广泛的社会主义阵营结盟的影响,尤其是在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简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之后。该条约明确规定,缔约国双方均不得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得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并对事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进行彼此协商。这就使得中南关系一切可能的改变都只能系于苏南关系的改变。④

  事实上,自1948年6月在苏共提议下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后,苏南冲突愈演愈烈。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际局势开始发生转变。斯大林于1953年逝世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力图修复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苏南关系逐渐正常化。此后,南斯拉夫主动接触中国,中国谨慎地与其展开接触,并最终于1955年1月2日与南斯拉夫建立了外交关系。

  (二)从批判到恢复关系:在意识形态中纠缠

  如果说1955年中南两国建交前中国顾虑更多的是苏联的态度,那么1956年“匈牙利十月事件”后中国再次对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进行批判,则主要是出于自主的意识形态认知考量,即认为南斯拉夫正处在修正主义的掌控下。⑤这种持续了十多年的批判不仅导致两国关系快速降级,而且也使两党和两国之间的交流渐渐减少,直至中止。首先,当时在中方看来,苏联已经走上了一条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而这相当于走修正主义路线,是在复辟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中苏关系的复杂性,中国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早在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之前就已开始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南斯拉夫,意在通过批判南斯拉夫来间接地批判苏联。中国在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也持续将南斯拉夫一并列为批判对象。⑥其次,中方批判南斯拉夫还有另一层用意,即借助于批判南共联盟的修正主义来反对中共内外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⑦于是到20世纪60年代中前期,中南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最低谷。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国际政治格局发生分化,东西方关系出现缓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警惕。由于“南斯拉夫历来反对苏联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支配意识,而当时中国执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基本对外政策,两国又找到了发展友好的共同点”⑧。于是,南斯拉夫成为中国的潜在和间接盟友。中国开始着手改善同南斯拉夫冷却了十年的双边关系。1969年,中南两国恢复大使级外交关系,双方均表现出改善关系的积极姿态。南斯拉夫方面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和权利的呼吁以及中方对南斯拉夫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和贡献的肯定,体现了两国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的立场。

  (三)关系正常化:打破思想的束缚

  20世纪60-70年代,南斯拉夫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形式和不结盟的外交姿态使其成为中国眼里较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之一。1972年南斯拉夫代表团访华,标志了中南关系的正常化。“文体先行,经贸紧跟”,文化交流和贸易往来对中南两国关系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⑨中国国家芭蕾舞团和乒乓球队分别于1971年和1973年访问南斯拉夫,受到了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在贸易方面,中国购买了多艘南斯拉夫制造的海运散装货船。1972年4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简称“《中南两国通航协定》”)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签署。在外交方面,两国高层往来密切。1977年8月,时任南共联盟总书记、南联邦总统铁托访华,中共与南共联盟由此恢复了党际关系。1978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回访南斯拉夫,进一步巩固了两党两国关系。铁托在与华国锋的会谈中强调,南斯拉夫与中国同为社会主义国家,两党两国在国际事务中有着共同的利益。南斯拉夫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并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位为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⑩自此之后,中国与南斯拉夫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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