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中国发展环境日趋复杂多变。“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发展繁荣之基”①。在这一背景下，维护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断凸显。目前，中国对内面临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对外面临进入欧美发达国家市场壁垒不断增高的困境。东盟是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亚洲第三大经济体，且东南亚国家持续推动外向型经济扩张，正凭借自身人力、资源和政策领域优势不断吸引外资。东南亚作为中国地缘经济纵深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不仅成为中国经济“走出去”的重要目的地，也是中国间接进入欧美发达经济体市场的重要通道②。中国与东南亚经济联系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对中国保障与全球分工体系的联系，缓解全球化对自身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理解其双边经济关系演变的关键视角应从全球化角度出发，探究中国与东南亚在此轮全球化中地位的改变。相较于东南亚，中国较晚才开始融入此轮全球化，通过强化与东南亚的经济分工关系，缓解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成为中国推动双边经济合作持续深入升级的重要动力。中国—东南亚“区域世界”要回答的核心问题便是在双边经济关系演进过程中，中国如何与东南亚通过逐渐强化彼此经济合作关系的独立性构建，逐渐从被动应对全球化向共同影响全球化方向发展。 一、全球化时代的“区域世界” 全球化时代国家通过参与国际专业分工谋求经济效率提升，但随着分工环节增多带来的交易费用、交易频率的增加，会导致国家交易成本的增加③。面对较高的交易成本，相关国家会缩减参与国际分工的规模，以达到新的全部均衡④。在特定区域范围内，多因素共同作用使相关国家比较优势在区域内外具有相异展现，导致国家进行空间分工时会出现生产活动向特定邻近区域集中的现象⑤。当国家在特定区域的经济分工达到一定的规模，并呈现出显著的区域特征时，它们彼此之间的经济分工关系及对这种分工关系的支撑机制，便共同构成了“区域世界”(regional world)。“区域世界”是特定地理区域空间范围内拥有一系列具有自身特点的权力、文化、安全等机制，国家在其中完成自身的身份认同与利益建构，降低了不同行为体的互动成本，从而在彼此之间建立更为紧密的经济联系⑥。“区域世界”的存在与全球化并不矛盾，全球化时代的“区域世界”具有“多孔化”特征，安全、文化、金融等领域都受全球化影响，以致出现所谓“全球—地区化”(glocalization)现象⑦。 “区域世界”的出现既是经济分工在空间上的延展带来成本上升后的经济均衡，亦是面对此轮全球化的性质，不同国家政治均衡的结果。此轮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冷战后期扩张的结果，以美国为单一中心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使得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东南亚国家等“边缘”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往往要付出更高的经济、政治乃至安全成本⑧。“区域世界”的存在缓和了全球化对相关国家冲击的同时，使其仍可通过参与专业化国际分工提升经济效率。通过“区域世界”的构建，以“国家—区域—全球”3个层次关系更好地协调彼此区域内国家利益诉求，形成参与和塑造全球化的合力⑨。 简言之，与“区域市场”“区域经济”等单纯侧重描述特定地理空间内经济生产活动不同，“区域世界”不仅关注相应地理空间范围内相关行为体的经济利益诉求，同时探究影响经济生产活动形成的结构性权力。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将“结构性权力”描述为限制行为体选择的权力，结构性权力由安全结构、生产结构、金融结构和知识结构共同组成⑩。生产结构是由谁决定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用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中国与东南亚目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在生产结构上总体服务于欧美等“中心”的安排(11)。中国和东南亚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廉价的要素优势，成为欧美国家的劳动密集型制造类产品的生产基地，缺乏对国际经济事务的话语权。因此，本文重点分析安全、金融和知识等因素在中国与东南亚经济合作关系演变中的作用，以及双方如何由此减轻“中心—半边缘—边缘”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对自身经济发展的制约。 第一，安全结构与安全成本。安全结构是为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当国家之间处于敌对的安全结构之中时，重要伙伴经济不均衡增长有可能转变为对自身安全利益的潜在损害，从而导致经济议题安全化。当经济议题安全化的成本压倒经济合作对效率的提升时，国家之间不仅难以建立深层次的分工关系，甚至有可能通过缩减分工的形式维护自身安全利益诉求。第二，金融结构与经济成本。金融结构是支配信贷获取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的总和。当国家处于统一金融结构之中时，不同国家之间的金融活动才能以较低的成本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带动整个区域金融产业提高合作水平(12)。在生产、运输与通信技术没有突破性进展的背景下，国家之间金融服务通过影响资本流通的方式，成为影响国家经济合作成本的重要动态变量。第三，知识结构与政治成本。知识结构决定了知识的定义、储存与传输。共有的知识权力是微妙而隐含的，是潜移默化的，权威的授予常常是自愿的(13)。知识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科学技术领域，对共有知识结构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相关国家对特定政策的偏好，成为影响国家集体行动政治成本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