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愈加明显，“全球南方”作为学术与政治概念，正从传统的地理范畴向具有政治、文化、心理内涵的认知共同体转变。2024年1月金砖机制接纳埃及、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和伊朗五国成为正式成员；2025年1月，印度尼西亚成为金砖机制第11个成员国，同时白俄罗斯、玻利维亚、哈萨克斯坦、泰国、古巴、乌干达、马来西亚和乌兹别克斯坦等8国成为金砖伙伴国，标志着“大金砖合作”格局正式形成。扩员后的金砖成员国约占全球GDP的39％、贸易额的24％，集体影响力显著增强。与此同时，七十七国集团持续推动“气候正义”议程。2025年6月，中国与非洲国家在长沙共同主办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级会议，强化气候与发展议题合作，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技术与融资支持。①这些实践表明，“全球南方”正在以制度化联盟和议程塑造的形式逐步提升国际影响力，其政治与心理意义日益凸显。2025年9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上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金砖国家应弘扬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推进“大金砖合作”，在全球治理中维护多边主义与国际公平正义。②该讲话标志着金砖合作机制进入制度深化与心理共鸣并重的阶段，彰显了“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中的积极作用。 当前，国内研究将“全球南方”视为兼具历史经验和政治诉求的复合概念，侧重分析“全球南方”对不平等国际结构系统的反思作用，以及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全球治理变革的能动作用。③部分学者认为“全球南方”内部的发展不平等和外部的制度压力同时存在，西方占主导的叙事建构仍然对“全球南方”构成结构性挑战，因而南方国家普遍采取了战略自主、发展优先和不结盟等举措应对外部博弈。④作为“全球南方”的一员，中国不断通过金砖机制、“一带一路”倡议与全球发展倡议等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和治理方案。⑤相关研究从权力格局与制度变迁的角度分析“全球南方”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并强调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完善中的角色，但较少涉及行为体或组织层面的心理或认知动因分析，这为后续研究从结构向行动逻辑拓展提供了空间。⑥政治心理学提供了相关理论工具，如强调身份认同、情感和战略叙事对塑造国家集体行动的重要意义。社会身份理论对群体边界划分和群体内部、外部区隔如何形成群体认同机制予以了理论解释，而战略叙事理论指明了行为体如何利用话语建立意义，从而建立情感共识和合法性。因此，需要从心理维度理解“全球南方”的集体行动，将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与战略叙事视为影响合作与对抗的重要因素。金砖机制在经济议题上的制度创新与扩展，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在安全治理方面的协调与话语塑造，分别对应经济合作与安全协作背后的心理基础。中国在多边倡议与公共产品方面的持续投入，契合“全球南方”对平等、尊严与参与的心理诉求，这种互动机制正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均衡、可持续的方向演进。 二、“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心理逻辑 “全球南方”集体行动逻辑，不仅是结构性依附带来的现实利益问题，更是基于心理认同和情感共鸣的历史遗留问题。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以及战略叙事是理解“全球南方”在国际秩序中的主体意识形成、情感资源形成及话语权塑造的重要路径。 (一)“全球南方”集体身份的心理建构 身份认同是“全球南方”集体行动的心理起点。社会身份理论认为，个体通过“社会分类”“社会认同”“社会比较”三重机制确定自我在特定群体中的地位，并由此形成对“内群体”的归属与对“外群体”的区分。⑦在国际关系语境下，国家同样会以类似方式形成“集体自我”意识，从而以群体身份为基础进行政治行动。 “全球南方”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是在长期的殖民压迫、经济依附和制度性不平等的影响下形成的。从而这些国家往往表现出在经济结构上的从属性以及在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后殖民主义学者认为这种“心理殖民化”使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认同上长期处于被动状态，因而“全球南方”国家需要通过增强自身集体认同以对抗结构性从属状态。⑧非洲联盟在《2063年议程》中提出“非洲自主现代化”政治口号，主张“以非洲方式来解决非洲问题”，可以说是拒绝西方话语体系定义的现代性政治宣言，隐含着一种集体“去殖民化”的心理。身份重构也发生在拉美地区，巴西、墨西哥在多边场合强调“拉美声音”的自我独立，推动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以平衡“制度性不平等”在心理维度造成的失衡。这些诉求一方面维护了“全球南方”国家的现实发展利益，另一方面体现出通过集体身份认同来争取权利平等的心理诉求。 再者，“全球南方”国家也借助文化符号和历史回溯来获得身份认同。刚果(金)2019年以来不断向比利时索讨殖民时代被劫掠的艺术品，既是对文化主权的一种伸张，也是精神意义上对殖民史创伤的一种弥合。2025年10月7日在纽约联大的发言中，加纳总统约翰·德拉马尼·马哈马(John Dramani Mahama)表示，非洲的复兴不只是经济和政策调整，还包括对非洲人民“集体尊严的重塑，只有充分认识和珍惜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才能走一条光明的出路”。⑨ 因此，“全球南方”并非单纯的地缘或者政治集合体，而是深层心理建构的认知集合体，这种集体身份由共同被殖民的历史记忆和文化符号建构出“我们”感，从而作为“内群体”行动情感的基础。在“全球南方”身份建构的过程中，南方国家以集体身份对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表达立场，寻求共识，获得在认同共同体层面行动的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