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叙事的三重规定性

作  者:

作者简介:
张永刚,法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丁诗慧,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学报

内容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旨在破解“传统-现代”二元对立并重构现代性逻辑。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逻辑,该叙事展现了“历史-实践-价值”三重内在规定性,分别指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成逻辑、现实呈现与发展导向。历史规定性体现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辩证融合;实践规定性通过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制度化文明表达实现创新突破;价值规定性以民族复兴叙事重塑文化主体性,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叙事彰显文明包容性,最终指向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生成。三者以历史为根基、以实践为载体、以价值为引领,在辩证统一中确证中华文明连续体的历史合法性,并以“发展-共享-共生”的文明逻辑,为超越全球现代性困境贡献以人民为中心、以共同体为向度的中国智慧。


期刊代号:A3
分类名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复印期号:2026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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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叙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特征、发展路径与未来方向的系统性理论建构,它并非只是对现代化进程的现象描述,而是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与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价值内核及制度创新整合为具有内在逻辑的有机整体,由此生成一种突破西方现代性范式的文明话语体系。正如恩格斯深刻指出的,“共产主义不是教义,而是运动”。①中国式现代化正是中华文明在当代的创造性运动:它既非向传统的机械复归,亦非对西方模式的被动移植,而是在文明自觉与重构的双向运动中,通过不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浩荡历程,开创具有连续性与创新性的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不仅凸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更深刻回应了全球现代性困境的挑战:将文明传统植入现代化内核,彻底突破“传统-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在实践层面构建起文明连续体的发展范式。随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这一叙事愈发彰显其历史纵深感,它既是对“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文明更新机制的现代表达,亦是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文明土壤中结出的理论果实,最终指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性统一。

  一、历史规定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②文明和文化二者不能等同。有学者指出,“文化指向‘人化’,相对注重‘外化’;文明则指向‘化人’,相对注重‘内化’”。③现代化作为人类文明形态演进的过程,在本质上是以文明基因为内在密码、以文明转型为外在表征的哲学实践。文明与文化构成动态的辩证统一体,文化为文明提供价值内核与意义坐标,文明为文化赋予实践形态与历史厚度,二者共同塑造了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革命文化为动力、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底色,在文化基因与文明形态的深度互嵌中,开创出具有历史连续性、价值主体性和实践开放性的文明新形态。

  (一)根脉所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奠定现代化文明根基

  党的二十大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确定为党的中心任务。④须知,一个谈复兴的民族必然有繁荣的过往,于中国而言,这繁荣过往最鲜明的体现莫过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由是,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能脱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一旦离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经五千多年文明积淀、在创新发展中不断焕发生命力的智慧结晶,中国式现代化便会缺失生长所需的精神基因与文化血脉。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实践中,熔铸形成了中华民族理解世界、调适自身、安顿生命的核心价值体系、文化内核与精神特质。这套根植于自身历史经验、具有鲜明民族特性的文化系统,是维系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历经磨难而愈挫愈勇的核心凝聚力与内在生命力所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没有中华五千年文明,哪里有什么中国特色?”⑤所谓中国特色,正是中华民族独一无二的文化标识和精神标识。例如,在民主政治领域,中华民族早在尧舜时期就孕育了相对稳定的、带有民主色彩的政权交替思想,在先秦时期更是产生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的民本思想和“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仁政”主张;在国家治理领域,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的思想,强调“治大国若烹小鲜”(《老子·第六十章》),要掌握好“国之大者”,需谨慎把握治国理政的火候和尺度。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形成了传统的“大一统”政治文明,更多地强调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突出用文明的力量教化民众、维系社会秩序从而达到政治权力一统于天道的政治文明形态。⑥这些“民惟邦本”思想与“大一统”治理智慧,通过“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实现现代转型:民本思想升华为全过程人民民主,“治大国若烹小鲜”转化为精准治理方法论,“天道一统”重构为法治中国的权威基础,从而实现了政治治理的范式转化。又如,在经济民生领域,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经济伦理秉持“德者本也,财者末也”(《礼记·大学》)的理念,把“德”作为利益的先决条件,在得人心的前提下获取财物,形成“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尚书·大禹谟》)的经济伦理,归根结底仍是强调以德为本、以民为本,用德政追求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与社会和谐进步。此外,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强调财产的共有理念,与西方强调的私有产权不同,中国人尤为重视对“族产”的维护,保护宗族的集体利益,保障族群绵延承续。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伦理基础。再如,在文化品格层面,中华文明以“和实生物”(《国语·郑语》)为生存智慧,在“和而不同”(《论语·子路》)中维系发展动力,同时以“不争之争”的辩证思维淬炼斗争精神: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老子·第四十八章》)转化为战略定力与主动作为的统一,兵家的“不战屈兵”升维为非对抗性博弈智慧,百家争鸣传统创新性发展为文明互鉴的当代范式。这种“和合-竞合”的文化辩证法,通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⑦的大同理想与“守正出新”的变革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能源。正是这种“基因解码-现代重构”的基质转化,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历史遗产跃升为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性能源,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独一无二的文明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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