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因此边疆民族政策在清朝政治中占重要地位。清入关前，除同汉族和蒙古族关系密切外，对西南、西北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语言、风俗等了解并不十分充分。因此，清朝在统一全国和在各民族地区建立有效统治之际，必须依靠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比如蒙藏关系和蒙古语文在西藏的有效性。但是，清朝统治者也认识到，在建立统治秩序和推行朝廷各种制度政策时，必须尽快建立官方渠道，而不仅是通过间接的或民间的方式。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随着清朝在西藏统治的确立和加强，清朝对培养官方的藏语文人才的需求日益提高，开始官派生童到西藏学习，为清朝治理藏地培养人才，后来这一措施逐渐地走向制度化。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相关历史档案，对清朝官方派生童赴藏学习藏语文的措施及其最后制度化的时间和影响，作一补充，以求方家指正。 一、清廷与西藏地方关系中的语言问题与前人研究 清朝入关前就已和西藏地方建立了直接联系。明崇德七年(1642)，西藏地方僧俗贵族的使者一行来到盛京(今沈阳)，次年，清朝派使者到西藏地方。从此，清朝和西藏地方建立直接联系。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西藏地方的沟通完全依赖于蒙古语文，双方往来者不是蒙古僧人就是懂得蒙古语的西藏僧人。①即是说，清朝和西藏地方建立关系伊始，语言沟通的不便和改善这种情况就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清廷和西藏地方上层建立关系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内，双方缺乏通过汉语或满语沟通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明朝多年来对西藏地方采取的“多封众建”等政策，以及此前满族与藏族接触鲜少等有关。近年，随着相关蒙古文和满文档案的公布以及研究的深入，清朝与西藏地方上层之间的语言沟通历史越发清晰。自清朝入关前直到乾隆末年，清朝和西藏地方的语言沟通主要是通过蒙古语文实现的，现存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清前中期大量蒙古文档案为之提供了充分的证据。② 当时清朝尚无官方的专门翻译机构解决朝廷与西藏地方的直接沟通，清廷在同西藏地方的交流中更多依赖于蒙古语文，翻译人员多为蒙藏僧人或掌握蒙古语文的民间人士。但是，清朝和西藏地方上层之间的语言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沟通问题，而是关系清朝对西藏地方和蒙古地区的治理问题。由于藏传佛教对蒙古地区政治、宗教和社会的影响重大，因而对西藏的治理又直接关系到蒙古地区，在清朝的边疆治理和国家安全等重大政治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这些原因，清朝入关后立即着手加强与西藏地方在政治、宗教等多方面的联系。在此过程中，语言沟通问题越发重要，这就促使朝廷必须将培养官方藏文翻译人才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关于清前中期朝廷与西藏地方关系中的语言问题，近年学界已有相关研究。谷岚(Fabienne Jagou)在《在满洲帝国寻找藏文翻译家：从全球到地方的尝试》一文中，讨论了清朝对西藏地方的行政和藏文翻译概况。③马子木发表《唐古忒学考》一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专门研究唐古忒学的建立、发展及其作用等诸问题，重点考察唐古忒学的制度化历程，讨论唐古忒学学生的出身、入仕、升转及其在清代中枢藏文公文翻译中的作用，进而讨论清代多语文政治文化的构建与实践。④石岩刚在《清朝前期藏文文书翻译实践、译员及译员培养》中对清朝参与满藏文翻译人员及其学习情况进行研究，强调清前中期的翻译实践中僧人发挥了主要作用。清朝最初并没有对僧人参与翻译满藏文文书做出制度性安排，他们基本上都是非制度性的长期参与，并由此形成僧人参与翻译文书的惯例。正是由最初的权宜之计到后来长期因循的惯例，使得清朝很好地解决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之间往来文书的翻译问题，这为清朝有效治理西藏地方提供了保障。石岩刚提道，乾隆朝等后来诸朝也多次派遣学生前往西藏、青海西宁等处学习，渐成定制，并且僧人的角色逐渐消退，但仅止于此，没有继续进行论述。⑤近年，乌云毕力格发表一系列论文，主要利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档案，探究清廷对西藏地方行政中的蒙古语文使用情况。乌云毕力格指出，在清代，尤其是在其前中期，蒙古语文成为满藏蒙古各方沟通的主要语言媒介。清廷颁发给西藏的第一批公牍均为单一的蒙古文，顺治朝和康熙朝初年的公牍以蒙古文为主，在“驱准保藏”战争胜利以后以满蒙藏合璧文书为多，但一直到乾隆末年，蒙古语文在清朝和西藏地方的语言沟通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清朝官方外，内地与西藏的民间通信也会借助于蒙古语文。因此，蒙古语文成为清朝和西藏地方联络的“汉藏金桥”。⑥ 以上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对清朝和西藏地方之间的语言沟通、翻译实践及地方治理等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这些成果对本文写作的启发颇大。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对清朝培养官方的藏文翻译人才举措的重要性及其制度化问题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 二、乾隆三十五年前派出生童赴藏学习的过程 自顺治初年开始，清廷就探索培养官方藏语文人才的有效途径。最早在顺治三年(1646)，请兼通蒙古文、藏文的蒙古喇嘛给八旗子弟教授藏语文，具有临时“培训班”性质，但它成为后来“唐古忒学”的雏形。“唐古忒”，又作“唐古特”“汤古忒”，本为西夏党项人的称谓(Tangud)，明清时期蒙古人以此称呼藏族人，满族人袭用，因此清代文献中往往以“唐古忒”指代西藏。“唐古忒学”的目的就是在国子监八旗子弟中遴选聪慧好学者专门学习藏语文，培养官方翻译人才。“唐古忒学”之名虽然早在康熙初年已经出现，但在康熙朝始终未能形成真正的官方机构。“唐古忒学”正式纳入国家职官体系的轨道是在雍正、乾隆时期。⑦值得注意的是，“唐古忒学”最终成为官方机构，所培养的人才有能力承担清朝官署中的藏文翻译重任，和唐古忒学生童入藏学习数年机制大有关系。下面论述自顺治三年至乾隆三十二年(1767)间清朝派生童赴藏学习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