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战争语境中，侵略与反抗是关系极端但又密不可分的行为与回应：既渗透着殖民烙印的暴力，又涌动着抗战意志的希望。面对日本操弄“大东亚共荣”伪叙事的残暴侵略行径，中国军民做出了英勇无畏的坚强抵抗。从刀兵相见的军事战场，到以文字和图像为“纸子弹”的舆论阵地，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抗从未停息。在刺刀枪炮与相机共生的战争场域里，每帧图像都是集体记忆的显影。 1942年，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日战争仍在相持阶段。晋察冀画报社和东方社旗下各自的宣传阵地——《晋察冀画报》与《前线》(Front)几乎同时开始筹备并相继诞生：创立画报的设想皆萌芽于1939年，筹备期均为1940至1941年，1942年发行创刊号。《晋察冀画报》自1942年创刊至1947年共发行13期。1948年，晋察冀画报社与晋冀鲁豫人民画报社正式合并，成立华北画报社。1950年9月，华北画报社全体人员连同全部底片资料、住房、营具一起上调军委总政治部，后正式改组为解放军画报社。1942年至1944年，《前线》共发行14期。1944年底，日本战况不断告急，东方社工作陷于瘫痪状态。1945年3月10日，美军轰炸东京，东方社办公楼在轰炸中被烧毁殆尽。1945年7月4日，东方社解散。 一方是在山沟里艰难求存的抗日根据地画报社，一方是在东京系统化运作的军方传声筒；一边是战士摄影师的临危受命，一边是职业摄影家的“精心拍摄”；一种是在极端困难条件下的游击式创作，一种是依托军国主义机器的精英制作。当晋察冀画报社用驴驮着创刊号突破日军封锁线时，东方社已通过潜艇、火车与飞机将创刊号向各方投送——这是摄影史上极为悬殊的较量。 然而，正是这种悬殊的对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当东方社的摄影师在东京暗房里精心冲洗“大东亚共荣”的幻象时，晋察冀的战士摄影师却在炮火下抢拍真实的抗战瞬间。这不仅是两个画报社的对决，更是两种影像哲学的正面交锋——一种用影像粉饰侵略，一种用影像见证反抗。在同一历史时空下，两个处于敌对阵营的影像生产机构如何运用截然不同的策略进行视觉宣传？在物质条件天差地别的情况下，晋察冀画报社又是如何与拥有强大资源的东方社展开影像博弈？透过这两份画报的对比研究，我们不仅能够窥见战时影像如何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武器，更能理解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弱势一方如何通过创造性的影像实践来实现有效的情感动员。这场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影像较量，至今仍能为我们理解视觉传播的力量提供深刻启示。 革命宣传与军事宣导 1939年1月，沙飞和其助手罗光达在河北平山县蛟潭庄军区驻地的大庙里，举办了一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摄影展览”。此次展览展示了沙飞1937年至1938年在晋察冀革命根据地期间拍摄的照片，记录了根据地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建设情况。这些贴在马粪纸上的照片被缝在一条长长的布条上，战士与群众热情高涨，很多人第一次通过照片看到切实发生在身边的事，新鲜不已，一时口口相传，展览现场像“赶庙会”一样热闹，起到了不小的宣传效果。 由于第一次晋察冀摄影展览照片尺寸较小，不能满足群众的需求，群众的热情也难以得到回应。晋察冀军区立即派人到阜平县搜罗可用的设备，最后在一个已经关门的照相馆里买回一个旧相机镜头。沙飞亲自上手，将这个旧相机镜头改造为一台日光放大机，并和同事们冲印出一批八寸照片，举办了第二次影展，再次在军区首长、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中引起轰动。两次影展取得的效果，使得晋察冀军区首长对摄影工作格外重视；广大边区群众与战士对于摄影展的热情也使得沙飞和同事们非常感动。聂荣臻将军与政治部主任舒同决定在晋察冀军区创立新闻摄影科。而此时，创办一份人民革命画报的想法也在沙飞与罗光达的心中萌生。聂荣臻将军得知此事后，对他们的想法表示支持和赞赏。① 在敌后农村筹建综合性画报至少面临三重基础性挑战：专业人才队伍培育、印刷设备配置及经费保障。晋察冀边区摄影工作开展较早，通过制度化培训机制与军区政策支持，初步完成了采编团队建设与经费筹措的初步工作。核心瓶颈在于印刷生产体系的建构——需配置制版设备、特种印刷材料及具备化学制版技术的专业人才，此类物资在沦陷区中心城市尚属稀缺性资源。面对封锁环境中的运输保障与技术空白，如何建立专业化印刷体系成为亟待解决的战略命题。
晋察冀画报社羊圈暗房旧址李君放供图
东方社大楼正面，1941年冬 1939年2月，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正式成立。成立之初只有三人：沙飞任科长，罗光达为摄影记者，刘沛江负责暗房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军队第一个摄影工作机构②。之后，调来叶曼之、赵烈、周郁文、白连生、杨国治等。自此，以沙飞为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摄影工作逐渐发展壮大起来。1939年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摄影工作大发展的一年，沙飞带领摄影科扎根在抗日根据地前线，坚持拍摄边区军民的斗争生活与生产建设，记录了无数珍贵的历史瞬间，为《晋察冀画报》的创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