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悲鸿曾有上前线抗战的机会。1938年4月下旬，徐悲鸿受郭沫若、田汉之邀，去武汉军委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为厅长)第六处(艺术宣传处)第三科(管绘画木刻)任科长，但终未赴任。①他前往广西，1939年1月下了南洋。 对于这样的选择，主要有两种说法。 一是郭沫若的“负气说”。郭沫若说徐悲鸿从重庆到武汉，走错了路，未先与他们会合，却误入陈诚办公室，遭冷遇，拂袖而去。郭沫若说：“为什么不派部车送他到昙花林，而要把他一个人撇下呢？请也不容易请来的人，请来了，却又被一股怪气冲跑了。”②此说就成了徐悲鸿未赴革命之任的权威说法。艾中信也沿着这个思路为老师辩护：“不是他不愿意，不是嫌官职小”③，而是找错了门，受了气。 二是王震的“恋爱说”。王震认为，徐悲鸿“去武汉的目的也不过为了向田汉等先生打个招呼，徐的目的则是经过武汉赴长沙，将孙多慈全家接往桂林”④。 郭沫若之说实则是对徐悲鸿的误解。徐悲鸿意不在做官，遑谈官职大小？徐悲鸿面对云南边境军方的隆盛接待、夹道欢迎，以及高楼洋房的款待安排时，不也曾不屑道“俗不可耐”吗？⑤王震的说法倒说明了徐悲鸿未赴任的生活实际，当时徐悲鸿确实正处在波折多变的热恋之中，急需南下安顿恋人一家。 徐悲鸿倒也曾有短暂的“从政”经历。1936年，徐悲鸿因婚外恋情、家庭纠纷，以及对南京艺术氛围的不满，心情抑郁，迫走广西，却为南宁的风景人文气象一爽，也受到广西当局的欢迎，被奉为上宾。广西当局为抗日通电全国，呼吁南京政府顺从民意，一致抗日，徐悲鸿坚决拥护，被广西政府聘为顾问。徐悲鸿在南宁的《民国日报》发表文章嘲笑蒋介石，也精心绘制巨幅油画《广西三杰》，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策马扬鞭。⑥但徐悲鸿是艺术家，对政治不熟悉，也很幼稚，后来广西军队和南京政府迅速和解握手之际，徐悲鸿的广西“参政”及《广西三杰》遂成为滑稽。⑦这段短暂的“从政”生涯，在笔者看来，缘起是难于理清个人情感时的逃离，但落脚却是素朴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古老中国知识分子道尊于势的传统，与现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都是徐悲鸿不惧权威的浩然底气。因此，以郭沫若的“负气说”解释徐悲鸿南下的原因就显得站不住脚。 那么，依笔者浅见，徐悲鸿未赴任武汉的深层原因，或许还是与他1928年离开田汉的“南国艺术学院”的真正原因一样(彼时的徐悲鸿还只是自由知识分子之一员⑧)，是出于素朴的知识分子情结，只想做艺术家、教师，画他想画的画，以艺术救国，以教育兴事，不想成为直接的武装革命的斗士。 为此，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徐悲鸿就曾遭到革命伦理一系的批评，譬如田汉就批评他没有按他的贫苦出身为自己的阶级张目。⑨杨晋豪、谢冰莹在赞颂徐悲鸿时，同时批评他没有画大都市的通衢、战争的烽火、贫民窟的生活、破毁颓残的村落、帝国主义的飞机大炮……⑩ 郭沫若、田汉领导的武汉军委政治部第三厅第六处，包括因徐悲鸿未上任而由倪贻德代理科长的第三科，带领几十位画家为抗战宣传所做的大量工作，可歌可泣，彪炳史册。但徐悲鸿也并非如田汉、杨晋豪等所说的那样是个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脱离革命洪流的懦弱鬼。作为普通人，他为个人感情所困扰，以至于辞了武汉下桂林，却恋爱受阻，被恋人及其父母气得发晕，十年苦恋绝望分手，用徐悲鸿的话说就是“惨极了，只当作被炸坏四肢脏腑一样难过”(11)。如此状态下南洋，徐悲鸿必须要给自己亦给世人一个理由和交代，否则仅为一己之情而逃离，对于徐悲鸿这样的志士来说那就将是大节有亏、道德有欠。 临行前，他写信给儿女说：“伯阳、丽丽俩爱儿同鉴：我因为要尽到我个人对国家之义务，所以想去南洋卖画，捐与国家……”(12)在南洋，他写了《半年来之工作感想》：“我自度微末，仅敢比于职分不重要之一兵卒，尽我所能，以期有所裨补于我们极度挣扎中之国家。我诚自知，无论流去我无量数的汗，总敌不得我们战士流的一滴血。但是我如不流出那些汗，我将更加难过。”(13)没有人给他布置任务，他也没有组织需要汇报，他的这份总结只是对自己践行一个中国人的爱国心与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的记录。尽管没有走上前线，徐悲鸿也以自己的方式为抗战贡献力量。 追求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斗争，几乎吸引了所有最优秀的人文知识分子，(14)上前线与去后方构成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介入革命的两种形态。去后方的徐悲鸿克服个人生活中的大哀伤，在南洋三年砥砺创作了诸多作品，其中就有本文重点论述的《愚公移山》，以及《放下你的鞭子》《珍妮小姐》《唐诗意》《喜马拉雅山》《伐椰》《红叶》《斗鹰》《河畔》《大吉岭》等。还有，他终于在印度画出了令自己满意的《奔马》，亦举办多次画展，把所得款项捐给国家抗战。 《愚公移山》作于1940年徐悲鸿应泰戈尔邀请赴印度国际大学讲学之际。1940年春夏，徐悲鸿曾给好友舒新城写信，在4月2日的信中说：“一月以来将积蕴二十年之《愚公移山》草成，可当得起一伟大之图。日内即去喜马拉雅山，拟以两月之力，写成一丈二大幅中国画。再(归)，写成一幅两丈长之(横)大油画。如能如弟理想完成，敝愿过半矣。尊处当为弟此作印一专册也。”(15)在7月7日的信中说：“弟于七月六日返抵国际大学，山居三月，写得大小中西画近百幅。《愚公移山》中国画亦写就，恨无法装裱一览……弟此时将着手油画愚公，惟天时酷暑，乍自温凉天气到来，甚感不适。”(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