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共生与审美共振

作  者:
郑晓 

作者简介:
郑晓(1980- ),女,江苏徐州人,硕士,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教师,副编审,研究方向为书籍设计、设计教育(江苏 南京 210038);殷俊(1998- ),男,广东河源人,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设计学专业202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设计历史与理论(上海 200092)。

原文出处:
爱尚美术

内容提要:

“文化共生”与“审美共振”共同塑造了中国书籍艺术设计的独特话语权。一方面,文化共生为中国书籍艺术设计提供了民族化的文明内核;另一方面,审美共振为文化传递搭建桥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与“魂”通过“世界最美的书”之荣誉传递给世界。文章以2004—2025年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评选出的25部中国书籍艺术设计作品为研究样本,剖析中国书籍艺术设计在文化共生理念下的内核建构逻辑,进而从感官、情感至认知的审美共振维度,提炼出“汲古得新—素以为绚—笔墨风神”的表达范式,为中国设计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表达提供新路径。这种传递不仅是视觉层面的“美美与共”,而且是抵牾现代性牢笼的美学力量。


期刊代号:J7
分类名称:造型艺术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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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设计作为一种造物活动,既是文明的总和,又是未来生活方式的起点。在文明维度,它关乎“古今”的文化传承与创新;在传播维度,它又离不开“中西”间的跨文化阐释。那些在全球视野中获得荣誉的设计作品,显然是解决了上述问题,从而达成人类共通的美感。

  “世界最美的书”是每年一届的德国莱比锡书展中重要的展示与交流赛事,被誉为“书籍设计界的奥斯卡”,于1991年由莱比锡国际书籍艺术奖与法兰克福“世界最美的书”奖合并成立,现已成为全球书籍艺术设计领域的最高荣誉。2025年,由何明绘画撰文、赵清设计的书籍《何物》(图1)获得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荣誉奖,成为我国第25部获此殊荣的作品。其获奖评语写道:“设计低调而优雅,版式和色彩都与它呈现的水墨画一样简约而安静……”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为何这样一部尽显“低调”的作品,能够在国际视野中引发跨文化的审美共振?历年来获奖的中国书籍艺术设计作品,是否呈现出某种共性的表达范式?要回应上述问题,有必要结合理论框架与具体案例加以系统考量。

  

  图1 《何物》 赵清设计

  原研哉说过:“设计不是一种技能,而是捕捉事物本质的感觉能力和洞察能力。所以设计师要时刻保持对社会的敏感度。顺应时代的变化,对设计领域重新配置。”[1]捕捉事物的本质不能脱离传统文化,文化关涉设计是“谁”、源自哪里;时代的变化会引发不同的审美风格与特征,而审美涉及设计能够走多远、让谁看见。本文以“文化共生”与“审美共振”作为研究核心,其理论根基能够弥合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国际的抵牾。具体而言,文化共生是设计得以发生之根柢,而审美共振指向设计的终极目标,即在读者心中唤起深层情感与审美体验,“为读者创造精神需求的空间”[2]。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共生为审美共振提供土壤,而审美共振验证并体现出文化共生的价值。换言之,文化共生构建了书籍设计的核心内涵,审美共振则成为其传播的桥梁,二者协同塑造了中国书籍艺术设计的审美语言与表达范式。本文通过分析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中的25部中国书籍艺术设计获奖作品,探赜文化共生与审美共振如何共同影响中国书籍艺术设计的表达范式及其价值张力。

  一、文化共生:中国书籍艺术设计的内核建构

  “文化共生”最初源自生物学概念,由德国真菌学家安东·德巴里(Anton de Bary)于1879年提出,指“不同类群生物共同生活的现象”[3]。经过生物学领域的探讨,共生理论日渐完善。20世纪中叶,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快速推进,人们逐步意识到共生不仅是一种生物现象,也是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形式[4]。共生概念逐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主题,并被引入文化艺术领域。文化共生强调了文化的多元存在,即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不同形态的多元文化之间的多元共存、相互尊重、互补互惠、相互汲取与协同发展的过程与状态[5]。在书籍艺术设计中,文化共生具体表现为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全球性在材料、工艺、版式等方面的互动与融合。它不仅为设计提供了多元文化交流的平台,也成为设计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理论基础。文化共生这一过程隐含两方面的张力:一方面,在时间维度关注经典的现代性阐释;另一方面,在空间维度关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传播与交流,从而建构书籍艺术设计的核心内涵与审美价值。

  (一)传统与现代的动态共生

  依据文化共生理念,共时性是其核心表征。然而,传统并非“终结”,而是一种不断的言说,与现代形成历时性共生。正如《传统的发明》所言,许多被视为古老而永恒的传统,实际上是由现代社会、政治和文化力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发明”或“建构”的,而非自然形成[6]。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将其作为国家战略资源,并推动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文艺工作座谈会及2023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均强调文化是国家的根本,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任务。这些政策与思想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艺术设计的“共生”提供了明确方向。

  在艺术设计实践中,传统与现代的共生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也通过书籍设计、制作与装订工艺得以实现。一件优秀的作品,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未来的共生。如同张世英所说:“每一瞬间都既隐藏着——负载着和沉积着过去,又隐藏着——孕育着和蕴含着未来。”[7]对于传统的态度,既不是以现代文明否定传统文化,也不是以本民族文化否认外来文化。书籍艺术设计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也通过创新指向未来。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书籍整体呈现中正、大雅的和谐气质,这种审美特质在当代获奖作品中得以延续。莱比锡“世界最美的书”2025年中国获奖作品《何物》回归日常描绘与器物审美,呈现文人雅玩的趣味。该作品在视觉语言上既具备中国书籍的典雅气质,又具备现代设计语言中的极简与克制。其封面上仅有“何物”二字,且字体面积所占比例较小,这种大面积留白体现了“大象无形”的审美法则。设计师通过主动营造视觉呼吸感,延伸了设计作品的意境空间。在工艺实践层面,2016年的获奖作品《学而不厌》为传统与现代共生提供了典型示例。该书外封采用米白色毛毡,象征书法练习的传统媒介,仅在边角压印不足一平方厘米的红色小印,整体配色节制素雅。设计师根据书籍主题对传统元素进行现代化调度:书法、篆刻符号与简约设计语言的结合,体现了文人审美与传统儒家典籍的韵味。这种处理不仅保留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特质,也通过现代设计策略实现了视觉与触感的现代共生,使书籍在形式与精神层面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感。

  (二)民族性与全球性的交融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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