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制与认同

　　引言

　　特定时代的艺术作品往往是特定时代整体知识框架的镜像映射。近年来新艺术史的研究范式和叙事话语不断证明，艺术史研究逐渐从内容和形式转向艺术的意义和功能，进而探讨艺术作品生成的社会和历史情境，阐释中国艺术的生成机制。在不断还原艺术作品生成原境的探寻中，艺术品背后的赞助人、社会形态、生活模式、意识形态、社会关系网络等诸多视角和向度纷纷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①，不仅使得艺术史学科的边界得以不断突破，同时也丰富了艺术史学科的人文性特质。

　　以中国古代山水画为例，当“山水”作为一个被表述的对象开始进入我们的视野之时，山水的视觉形象承载更多的是礼治社会的符号彰显，是超越世俗的精神和信仰的空间阐释。艺术史学者巫鸿在探讨中国早期山水的呈现与功能时，将“画像器物”上的山水图像表述为“神山”的世界和“仙山”的诱惑②，无论“神山”抑或“仙山”，皆是以山水的视觉符号来反映“天人合一”——这一传统中国时代的宇宙观，并以此为经典，建构天、地、人和谐一统的封建社会整体的知识框架和运作机制。及至魏晋南北朝，诚如宗白华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③在人文、艺术双双觉醒的时代，山水画成为彼时文人士大夫超越世俗尘嚣、澄怀观道的精神符号，山水画开始走出之前“神圣”的教化功能，逐渐成为艺术家表达个体心灵的重要媒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山水的视觉形象，不管是作为礼制符号还是精神象征，二者并非是二元对立的零和博弈，恰恰是互为形塑、交光互影。纵观山水画的发展史可知，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下，二者往往是“隐”“显”交错前行。尤其是当山水画独立成科之后，山水的视觉形象，微观而言是艺术家个体的精神宣泄，宏观而言，也能反映特定时代整体的知识框架、思想脉络，甚至是特定时代政治建构的理想镜像。职是之故，本文聚焦于五代宋初李成山水画的视觉形象，在立足于山水画本体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政治视野下，考察其雄伟视觉风格形象的建构及其背后“江山”正统的隐喻，探讨山水画与宋代政治理想建构之间互为形塑的关系和力量。

　　

　　图一 北宋 李成 晴峦萧寺图 56cm×111.8cm 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藏

　　一 毛血管：宋初统治者的改革举措及其影响

　　唐朝因朋党之争导致政局不稳而最后灭亡的历史教训，加上“陈桥兵变”事件，使得赵宋王朝建立后的首要任务即是在巩固政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建构和形塑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基于此，宋初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诸如削弱藩镇武装割据势力④；加强皇权，进行官制和兵制的改革，将军权收归皇帝手中，同时提倡和重用“儒将”，通过杯酒释兵权，重塑文武关系⑤；削弱宰相的权力，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地方政权；进行科举取士的改革，废除“公荐制”，实行殿试，并将其制度化，还设立特奏名进士及等⑥。这些措施涉及到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在宋初语境下对权力的巩固与稳定、士人的归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笼络士人方面，对朝廷统治的合法性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事实上，宋初在政治、经济、军事等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也极大的影响并左右了统治者对于理想政治建构的实施与形塑，并对当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取向产生持久的冲击，这一点主要表现在宋初经学的发展上。众所周知，赵宋王朝的建立是基于“陈桥兵变”，因此宋初统治者面临的重要任务是重建思想统治的合法化。职是之故，宋初的皇帝们极为重视崇儒重教，在承继唐代经学的基础上，一方面组织力量，校勘《五经正义》，一方面对《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文本进行疏解。宋初经学界一个极有影响、难以绕开的人物便是邢昺，他曾经为当时的皇帝讲解《孝经》《论语》《易》《左氏传》等儒家著作，深得统治者的厚爱，之后更是偕同杜镐、李慕清、舒雅等经学名家一起重新修订《周礼》《公羊》《榖梁春秋传》《论语》《尔雅》等儒家重要文献⑦。以后见之明，宋初经学的发展，尤其是对儒家思想经典文本的修订、重访，不仅为宋初统治者稳固政权、形塑王朝政治的合法性等诸多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能够笼络士人群体，为道统的延续与振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建构了文人士大夫政治群体“得君行道”这一理想化的认同模式，“士以天下为己任”成为文人士大夫自觉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儒家信条的重要举措。

　　总体而言，宋初统治者在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等方面的改革与举措，伴随着逐步的实施，其影响力便如同毛血管般开始不断在整个社会蔓延，并在日常生活中不断渗透。显然，对于宋代的文学、艺术等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以文学而言，宋初士人群体因受到五代颓废之风的影响，充斥着一股逸豫享乐的思想意识，隐逸之风盛行⑧，这对新王朝的学风和士风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为此，统治者在重振儒家伦理纲常的同时，汲古而行，发展中唐以来古文运动，涌现出诸如范仲淹、欧阳修等一代文学和思想大家，通过他们的文本著作与思想观念，实现文风转变，从而也为儒学振兴、文风、士风转变乃至王朝的政治建构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