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仙人好楼居”一说源于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齐地方士公孙卿为满足汉武帝升仙需求所提谏言，《史记·封禅书》对此有明确记载：“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楼居。”[1]1296受此影响，汉武帝下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设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1]1296，其求仙意图显而易见。事实上，汉武帝时期诸多祭祀建筑与活动的主要目的，均是帮助汉武帝实现长生不死、“追寻一己之福”。他不仅信用“依于鬼神之事”的巫者方士，方士们也迎合其好鬼神的心理以获取利益，《史记·孝武本纪》中李少君的言论便极具代表性：“少君言于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2]384此后，燕、齐沿海一带许多荒唐迂腐的方士纷纷仿效李少君的说法谈论神仙之事。这些阿谀苟合之徒进一步加剧了武帝求仙的奢靡之风，而“仙人好楼居”一说也在官方的渲染下变得越发确凿。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再加上汉武帝之后庄园经济的快速发展，汉代贵族逐渐热衷于修建“高楼”，这一风尚也反映在汉代墓葬出土的明器中——这些明器往往有几层之高。《后汉书·樊宏传》中记载：“(樊宏)父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其所起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3]便是当时贵族修建高阁的生动例证。 这种“仙人好楼居”的观念，还影响到了民间信仰领域。地方性民间信仰在官方系统的影响下，虽在具体应用上存在差别，却践行着相同的宇宙观，“西王母楼居图”的现世正是对这一关联的印证。对于“仙人好楼居”与楼阁图像的关系，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提出，“仙人好楼居”中的楼阁在佛教初传汉地时，由汉式重楼过渡到高层佛塔，这一过渡与“浮屠祠”有关[4]；也有学者认为，“仙人楼居图”是汉人对仙人居于高楼的遐想，其样式是现实生活中楼阁的镜像[5]。 不过，在既往的相关研究中，尽管学者们在鲁南及苏北地区汉画像墓中发现了大量“西王母楼居图”，但对该类型图像的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层面，鲜少涉及其深层内涵。因此，本文以“西王母楼居图”为切入点，通过对图像的分析，进一步探究该图式所蕴含的西王母崇拜内涵及其在升仙仪式中的职能。 一、“西王母楼居图”的辨析与梳理 从墓葬形制的演变背景来看，西汉早期至晚期，横穴砖石墓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竖穴石椁墓，本文所论石椁的样式，便是竖穴石椁墓向横穴墓过渡的一种形式。在“西王母楼居图”出现之前，鲁南及苏北地区最早的画像石椁墓中，已出现表现厅堂双树的画面。其中，临沂庆云山墓、徐州铜山范山墓、徐州万寨墓等西汉中期石椁中，那些古拙质朴的单层或双层楼阁，正是西汉晚期及以后楼阁图的原型。除庆云山墓中刻画有比武、对揖人物外[6]，其余大部分早期石椁墓均以双树纹、菱形纹、三角纹等几何线条作为装饰。直至西汉晚期，该地区画像石墓的内容与形式才逐渐脱离萌芽状态，西王母主题画像也随之发展。总的来说，画像石椁的内容自汉武帝时期至新莽时期无显著变化，始终以厅堂或楼阁双树、玉璧图像为主[7]216。 迄今为止，鲁南及苏北地区共发现14幅与西王母相关的石椁画像，其中有8幅为西王母楼居图(表1)。
经过梳理，“西王母楼居图”可分为“无双阙组合”与“有双阙组合”两种类型。 徐州沛县栖山1号石椁墓(图1)为无界画像，1977年发现于栖山公社采石场，1号墓穴内葬有双椁及一边箱，其中中椁石长2.63米、宽0.81米、厚0.13米[8]。图像核心位于中椁东壁板内面右侧(文中皆以图像本身的方向为准，非观者方向)：戴胜西王母凭几端坐于二层楼阁上，下方有一衔食大鸟(推测为三青鸟)，旁伴九尾狐等神兽，楼阁外设有楼梯；二捣药侍者跪于楼阁外，其身后的朝拜者从左至右依次为人首蛇身者、马首人身者、鸡首人身者、戴冠长者，四人均佩剑；画像后续还衔接有树下射鸟、击鼓乐舞、墓祭、击剑的画面，形成完整的叙事序列。
图1 江苏徐州沛县栖山1号墓石椁东侧板内面画像 山东微山县微山岛沟南石椁画像(图2)分三格布局，右格为西王母楼居核心区：二层楼阁内为西王母及其部众；中格为车马出行仪队，与“西王母楼居图”形成“凡俗趋近仙界”的叙事关联；左格为刺兽场面，具有驱邪打鬼的意味[9]80。另一处微山岛石椁墓画像则补充了双阙的具体位置：左格“西王母楼居图”下方，有一人首兽身者执物站立，楼外左侧鸡首人身者与马首人身者相对而立，右侧一人执雉向右站立，与一单膝跪地者相对；中格为车马出行与狩猎、击剑画像；右格明确刻有双阙，阙下有一正面站立者与二佩剑侍卫[9]68，形成“西王母楼居—车马仪队—双阙”的空间逻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