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别·区域·全球:越南史研究的路径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陈国保,广西师范大学越南研究院教授;吴剑文,广西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桂林 541004)。

原文出处:
史学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在国别史研究中,如何处理好国别、区域、全球三个研究维度的关系,恰当选定区域范围作为参照标识,是研究者面临的重要问题。一些学者从不同的区域视角出发,对同一时期越南历史发展的动力进行了不同阐释,引发了学界争论;还有学者基于越南历史的多样性,以多层次区域乃至全球为载体展开研究,产生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梳理国内外学者围绕越南史研究的区域选择实践,不难看出,在开展国别史研究时,正视国家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多样性,基于研究问题的逻辑边界及不同地域的时空联系选择合适的区域维度,或许是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路径。


期刊代号:K5
分类名称:世界史
复印期号:2026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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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关区域国别学的学科理论和研究范式构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了自己的思考,为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带来不少启示。有学者指出:“区域国别学既需要对国际区域做专门的研究,也需要对不同的国别做专门的研究,当然还需要对区域国别进行综合性的研究。”①那么,如何处理区域研究和国别史研究两者的关系,在国别史研究中恰当选定区域范围作为参照标识,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重要问题。②如果忽视研究对象国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与不同区域的联系,固守某一特定区域作为国别史研究中唯一的参照系,通常会削弱研究成果的说服力,较易产生学术分歧和争论。反之,如果在国别史研究中根据历史演进的内在逻辑,合理选择区域观照背景,以多层次区域乃至全球为载体展开研究,往往可以取得更加令人信服的成果。有关越南史的研究便是一个明显例子。因此,追踪、梳理越南史研究中跨区域选择的探索实践,或可为国别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参考。

  一、群岛与大陆:两种东南亚区域视角下的越南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东南亚史学界两位久负盛名的重要学者——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和维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分别基于群岛和大陆两个不同的区域视角,对同一时期越南的国家特性做出了不同阐释,引发了较为激烈的争论。前者从东南亚群岛区域的视角出发,得出东南亚陷入17世纪普遍危机的结论,③而后者基于对东南亚大陆区域的考察,反驳了这一观点,双方争论的焦点就是越南。17、18世纪越南的历史面目在“群岛”和“大陆”两种不同区域视角的交织中显得难以捉摸。

  1993年,安东尼·瑞德在其东南亚史研究的经典著作《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中指出:“不景气的全球商业气候、荷兰垄断压力、军事失利和干旱频繁的相对不稳定的气候,导致了东南亚17世纪中叶罕见的严重危机。”④这个结论在21世纪遭到有力挑战。2003年,美国东南亚史专家维克多·李伯曼的《形异神似:全球背景下的东南亚,公元800-1830年,第一卷:大陆区域的整合》一书出版,他指出:“如果我们拿马来—印度尼西亚区域中大部分地区的土著统治者和货运商人,在1550年和1800年两个不同时间点的状况进行比较,瑞德关于17世纪政治和经济衰退的基本论点是令人信服的;然而,当我们转向东南亚大陆时,会出现更多涉及面更广的问题。瑞德决心将马来—印尼王国作为整个地区的模板,实际上就是通过设定一条单一的轨迹来遮盖东南亚的分裂。”⑤李伯曼认为,瑞德用群岛部分区域的特征来概括整个东南亚区域是以偏概全,基于群岛区域海洋贸易得出的结论,无法完整揭示越南等东南亚大陆国家的历史特征。

  事实上,瑞德对贸易十分关注。虽然在《东南亚的贸易时代:1450-1680年》中,瑞德阐明他的写作主旨在于“共同展示一部东南亚‘整体历史’的风貌,在这里,饮食、健康和娱乐与战争、王朝和外商同样重要,无分轩轾”。⑥但是,通读两卷发现,瑞德似乎没有实现他的主旨。有学者在回顾年鉴学派创立发展的历程时指出,年鉴学派“经过长期的发展,它忽视个体或事件的倾向逐渐成为一个问题,这与时代思潮变化有关,也与年鉴学派过度贬低政治史的导向有关”。⑦瑞德轻视政治史的倾向,甚至比布罗代尔等年鉴学派的前辈更为明显,王朝和战争被置于非常边缘的地位,贸易是叙述中毫无疑问的中心,而“海洋贸易的刺激被视为推动变革的首要动力,甚至是唯一重要的推动力”。⑧

  李伯曼部分否定了瑞德关于东南亚在17世纪因贸易衰落而陷入危机的结论,他认为在17世纪后,“就领土范围、行政渗透和经济资源而言,缅甸贡榜王朝(建于1752年)、暹罗却克里王朝(建于1782年)和越南阮朝(主权独立时期,建于1802年)代表了殖民前活力的顶峰。”⑨李伯曼研究的最重要依据,是东南亚大陆区域17世纪后被瑞德忽略的很多政治和文化上的变革,⑩以及从17世纪开始这一区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新发展。(11)其中,越南无疑是李伯曼研究最有力的例证。他认为,越南15世纪的理学革命开启了越南精英文化深刻长期的变革,后来的阮朝政府也借助中国文献重塑了行政、法律和学术系统,而这些变革的起源与海外贸易无关。(12)耐人寻味的是,面对李伯曼的质疑,瑞德并没有以“马来—印度尼西亚”区域为依据展开回应,而是针锋相对地指出越南具有与李伯曼笔下不同的特征:“我坦承现在的争论在岛上更为激烈。越南确实借鉴了很多中国国家建设的模式,包括通过科举考试、印刷术以及令人畏惧的长期军队来运行官僚机构。但不要忘记,一直到1800年,越南作为一个单一国家仅仅是在红河三角洲一带(也称‘东京’),而越南文化的向南扩张是与其截然不同的对手国家—交趾支那(Co-chin-China)的功劳,这个国家向东南亚多元主义做出了很多妥协。”(13)当以越南作为反驳李伯曼的佐证时,瑞德回应的力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

  不禁要问,越南历史何以在不同研究视角下呈现不一样的面貌?面对这种复杂局面,又该如何开展越南国别史研究?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认识和把握越南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二、越南历史的复杂性及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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