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美国医学发展中德国因素的讨论，散见于美国医学史或医学教育史的孤立章节甚至段落中。①以赴德学医的美国留学生为主题的专著则弥补了以往研究的碎片化缺陷，②主要关注19世纪中后期至一战前负笈德国的一代代美国医生的海外经历及其对美国医学科学和实践发展方向产生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起，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变动。大西洋两岸教育史学家认识到德国和美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互动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尝试突破以往研究中德国对美国“单向影响”的阐释模式，在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中重构两者的“相互影响”，认为特殊的德美关系起源于北美殖民地时期，强调德国对美国教育的结构性作用，以及二战后美国在重组德国教育体系方面的重要角色。③ 中国学者认识到了欧美学界的上述倾向。一方面，“百年留学潮使美国成为文化教育相互交流借鉴的最大受惠国”；④另一方面，美国大学“尊崇‘洪堡原则’”，拥有德国大学的某些特点，“但没有拘泥于德国经验”，而是创新性发展了服务社会的研究型大学。⑤他们的研究聚焦德国高等教育对美国发展的重要性，以及19世纪美国海外留学生群体与世界科技文化中心转移的关系，鲜有关于德美医学的具体研究，也很少论及美国医学界主体对德国医学的认识变化。本文尝试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析。 1900年前后美国医学界赴德习医的人数开始下降。军事冲突和社会动荡会影响医疗人员迁移的方向与强度，受一战的影响，大西洋两岸的医学交流暂时停止，因此本文将研究时段限定为19世纪末期至1918年一战结束。赴德学医的美国留学生是德国医学传入美国的关键导体，而国际医学刊物往往被视为医学及其教育信息流通的重要场域。《美国医学会杂志》1883年创刊，为美国医学会的宣传阵地，也是宣传医学知识及转变医生态度和行为的重要方式。⑥因此，本文主要考察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留学生及《美国医学会杂志》对德国医学的态度变化，并结合报告、传记等原始文献及国外研究成果，尝试勾勒美国医学界对德国医学的认识曲线，并试图挖掘其背后的动因。 一 美国留学生眼中的德国医学 20世纪以前的现代西方医学中心在欧洲。美国仅是欧洲的模仿者，医疗人员远渡重洋努力获取世界医学的前沿知识。他们早期流向英国爱丁堡、伦敦，19世纪上半叶转向法国巴黎，19世纪中叶向欧洲迁移的模式又发生变化——德国取代法国成为美国医学界的新圣地。⑦ (一)从英、法向德国：世界医学中心的跨国转移 1760年以前，北美殖民地学院尚未设立医学系。渴望学医的年轻人要么到爱丁堡、伦敦或欧洲大陆的学校学习，要么在当地某个名医那里当几年学徒，学徒期满后独自行医。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哥伦比亚医学院和哈佛医学院属于美国最早的一批医学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爱丁堡和伦敦的医学院为蓝本的。⑧据估计，独立战争爆发初期，殖民地的行医者有三四千人，获得医学学位者不超过400人。⑨这些学位中的一大部分由爱丁堡大学授予。⑩北美殖民地独立及大西洋两岸第一批医学院的建立，成为教育史和学生迁移史上的转折点，传统上前往英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北美人转向欧洲大陆。(11)此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寻求专业而非普通的医学培训。在美国的医学院——宾夕法尼亚、哥伦比亚、哈佛、达特茅斯、耶鲁、特兰西瓦尼亚获得医学学位，再到欧洲攻读医学专业的研究生课程。 19世纪上半叶，巴黎取代爱丁堡成为美国医生的海外学习圣地。“巴黎学派”实践和教授的“医院医学”将临床观察与解剖结果相关联以识别不同的或特定的疾病。具体而言，它是一种基于身体检查、病理解剖学、统计学和病变概念的特定病理学研究。以往医学界流行广义病理学，即身体只产生一种基本的疾病反应，而不管不良刺激的性质如何，常用放血疗法。1800-1846年，广义病理学已被特定的、局部的疾病概念所取代，大型手术的可能性开始具备。(12)1840-1870年的德国医学取得了长足进展，逐步摆脱“自然哲学”和黑格尔体系的束缚，(13)认识到基础医学(生物化学、生理学、实验病理学、药理学、细菌学)是理解和治疗疾病不可或缺的工具，采用实验方法解释疾病的起源。1858年鲁道夫·魏尔肖(Rudolf Virchow)出版《细胞病理学》，德国医学开始占据优势地位。(14)需要注意的是，实验医学并非德国的专利。(15)法国对于科学研究重要性的理解并不比德国少。当德国医学迅速发展时，美国医学教育领域没有立刻出现全盘“弃法从德”的现象，法国对美国医学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16) 论及19世纪中后期德国科学何以优越，以往文献的常见解释是：(1)实验室、医院设备完善及对新领域研究的认可；(2)大学对研究的支持；(3)大量学术机构中师生的流动性促进了竞争。以色列社会学家约瑟夫·本-大卫(Joseph Ben-David)认为，这些不足以全面阐释德国科学的创造力。他强调了德国和法国在科学角色、研究设备和科学训练上的差异，这三个特征的相互作用使“德国体制的‘表现’具有不可思议的远见”。(17)德国的科学家成为一种专业而规范的职业。19世纪50年代已有“大科学”(Großwissenschaft)的相关讨论，德国著名古典学家西奥多·蒙森(Theodor Mommsen)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关键的领导作用。医学受到“大科学”的强烈影响。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1890年当选为普鲁士皇家科学院院士，接替蒙森领导现代科学的大规模项目，此时蒙森在会议上公开将“大科学”作为“大国”(Großstaat)和“大工业”(Großindustrie)的对应概念，(18)“科学也有它的社会问题。就像大国和大工业一样，不是由一个人执行而是由一个人指导的大规模科学，是我们文化发展的必要元素，而学院是，或应该是合法赞助者”。(19)自然科学快速且压倒性的进步，以及对无限物质进步的坚定信念，刺激了强大的工业综合体。(20)国家和大学是参与这一进程的主要力量，德国政治精英认识到科学知识生产的领先地位对于本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性，(21)而大学则成为新科技的“巢穴”。1871年后医学界利用了这些机遇，将严格遵守自然科学方法作为其专业化的标志之一。(22)此外，德国研究设备更新较快，往往有政府、地方机构、大学的支持。科研训练成为医生培训的重要内容，以区别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学徒制和临床教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