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美国国家(the American state)一直是学者关注的核心，美国外交史也被认为是美国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分支。无论是现实主义范式还是进步主义范式，都将美国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重视权力结构，聚焦“高端政治”，并从国际环境或国内社会寻找外交决策的动因。然而，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受全球化浪潮以及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的影响，历史研究整体出现了“去国家化”(denationalizing)的趋势。美国外交史研究也随之涌现出国际转向、文化转向和跨国转向三股新兴潮流，摆脱了哈佛大学查尔斯·梅尔(Charles S.Maier)教授曾经严厉批判的视野狭窄、方法陈旧、理论缺乏以及对外国材料陌生的旧外交史形象。 这三股新的外交史潮流具有共同特点，即通过“跨界”寻找学术增长点。国际转向将美国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结合，在地理空间上扩大了研究美国外交关系发生的场域，突破了“美国中心主义”的认知局限。文化转向则借鉴了社会科学的方法，将文化研究与外交关系研究相结合，促使国家间关系的“文化维度”成为学术热点。跨国转向则打破了国际史与国内史之间的壁垒，着重探究二者的交织与互动，从“流动的边界/边疆”及跨越边界的人、物质和观念出发，重新审视国与国、国与民、民与民之间的关系。尽管“跨国史”这一概念最初由美国历史学者如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等提出，旨在破除“美国例外论”的迷思，但很快，熟悉美国与其他国家、民族、地区互动的外交史学者发现，他们在研究美国跨国经历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纷纷投身跨国史研究，从而推动美国外交史重返史学界的主流，并走向前沿。 然而，“跨界”是双向进行的，美国外交史学者在扩张学术领域的同时，其他学科的学者，如文化研究、地区研究、移民族裔研究、帝国与后殖民研究、环境史和全球史的专家，也纷纷涉足外交史的“传统领地”，寻求学科交叉，客观上消解了美国外交史的学科特性，导致凝聚力下降，并产生了认同危机。根据美国历史协会的一项报告，“外交/国际史”专家在美国历史学界的比例已从1975年的7%左右降至2015年的不到3%[罗伯特·B.汤森：“过去40年历史专业的兴衰”(Robert B.Townshend,“The Rise and Decline of History Specializations over the Past 40 Years”)，《历史视角》(Perspectives on History)第53卷第9期(2015年12月)，第27～29页]。因此，如何在顺应时代变化、扩大学科吸引力、保持研究特色与促进学术长远发展的多重目标中取得平衡，成为美国外交史研究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的学术共同体——“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学会”(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HAFR)——内部存在不同声音。2004年，迈克尔·霍根在主席演讲中提出对学会进行国际化改组，更名为“国际关系史学家学会”[迈克尔·J.霍根：“‘下一件大事’：全球时代里外交史的未来”(Michael J.Hogan,“The 'Next Big Thing':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第28卷第1期(2004年1月)，第18页]。2009年，网络平台“H-Diplo”进行了一项调查，询问学会是否应该更名，以反映成员中越来越多从事跨国史研究的趋势，结果三分之一的会员反对此提议，没有通过。随后，资深外交史专家艾米丽·罗森伯格(Emily Rosenberg)在年会上提议将《外交史》期刊更名为《外交与跨国史》，同样还是“什么都没发生”[马修·康纳利、罗伯特·J.麦克马洪等著：“世界中的SHAFR”(Matthew Connelley and Robert J.McMahon,et al.,“SHAFR in the World”)，《护照》(Passport)第42卷第2期(2011年9月)，第4、6页]。实际上，很多外交史学者反对将“美国”从“美国外交史/美国对外关系史/世界中的美国”中去除，彻底放弃“美国研究者”(Americanist)的身份底色。 在多次更名提议背后，学者们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在未来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美国国家”应当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与之相关的还有一系列衍生问题：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外交事务中的作用应如何平衡？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是否与其他国家同样重要？(美国的)国家权力和权力的文化意义两种阐释路径孰轻孰重？“世界中的美国”或“国际史”仍是美国史的分支，还是要成为世界史/跨国史/全球史的分支领域？研究重点是美国人的“特殊经历”还是人类的“普遍经历”？“去国家化”的美国外交史研究能否全面阐释美国在世界上的行为和影响？围绕这些问题，美国外交史学界近年来展开了几轮激烈的辩论，大致可根据其立场和观点将学者划分为三种类型：激进派、传统派和折中派。 一 激进派：对“美国中心主义”的深刻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