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阶层、种族和性别，年龄大约是最容易被视为自然化的分析范畴之一。然而，年龄其实是一个在具体情境中被建构起来的历史范畴，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教育，乃至阶层、种族、性别等议题。本文试图以年龄的一种——寿命——为研究对象，聚焦清末民初这一转折时期，探讨宗教、文明、国族和科学等话语如何借助中西权力之磋商，对“年龄”这一范畴进行重新分类、界定和衡量，建构起一种新的关于身体和自然的复杂关系，从而区别于传统的生命观和养生观，形成一套高度混杂的现代认知。在此一认知体系中，寿命开始脱离传统养生观念和实践中自我修行、天人合一之框架，转而更为依附一具物质的身体，并被工具性地纳入以进化论为核心的现代思维体系中得以重新定位。长寿成为现代性之象征，不寿则不现代。作为寿命主体的人，也由此成为现代之“人”。然而，现代之“人”亦为此付出代价，其寿命被各种新的权威所先行决定——被上帝、文明秩序、卫生科学或生物知识决定。因此，在一个更大的层面上，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末民初关于年龄和寿命话语形成的梳理，揭示“人”是如何成为一个具有悖论性的现代主体。 学界关于近代中国年龄和寿命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目力所及，在相关的研究中，学者或是在探讨婚姻、犯罪或退休等问题时，涉及具体年龄；①或是将年龄分解为少年、青年、老年等子概念，在其下探讨一些具体问题，如少年观、少年司法制度；②青年观、青年运动、青年会；③或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等议题。④目前尚不见有学者将“年龄”或“寿命”视为一种话语形成，以思考其意义。然有关近代宗教、文明、国族和科学的研究则颇为丰富(详后)，本文受益颇多，并以此为基础，试图将“年龄”重新嵌入清末民初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以丰富我们对这一时期的认知。黄兴涛曾言：“所谓‘话语’，实际上指的乃是一些非‘实在’而有价值倾向性和权力支配性的说辞，它有‘建构’知识和现实的能力。而话语分析就是探讨这些说辞产生后人们怎样多方面地理解它、赋予它怎样多重含混的意义，在重重叠叠的言说实践中，又体现了怎样复杂的社会权力关系和让人意想不到的历史内涵和政治后果，等等。”⑤也就是说，话语本就是一种糅合了不同群体的价值取向而呈现出的混杂性形成——话语之形成乃是外在呈现，它具化于某一个概念或者某一种观念；中以价值取向为导引；其内核则最终指向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年龄”或“寿命”作为话语形成，亦是如此。本文所铺陈的清末民初对年龄和寿命的讨论，实则是要分析传教士、医者、新式知识分子等群体如何在中西交流的时代背景中借此讨论来表达一种对时代和世界的想象和理解。自然，这一复杂的议题定非一篇文章所能阐释净尽，因此，本文只是初步勾勒一幅关于“年龄”和“寿命”的历史图景，以就教于方家。 一 “上帝定命”之兴起 中国传统对于寿命的认知，与生死观、天命观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而言之，与本文相关者，大约有两条脉络。一是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命定论。最典型莫过于儒家所谓“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或道家所称“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庄子·大宗师》)。儒道虽各有主旨，但此处“命”之意义，颇有相通之处。丁为祥认为，此处之“命”，是一种与政治道德之“天命”并行的个体之“命”，即“对个体的规定和限制，主要是从先天的禀赋到后天的际遇一直到生命的终结”。⑥据此，个体生命之寿夭长短是命定之果。与之形成对应的另一脉络便是强调个体对天命之能动，对此儒家和道家亦均有表述。即“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或“我命在我不在天”(《抱朴子·内篇·黄白篇》)。后者为葛洪之言，其实正指向中国传统社会个体“贵生”“重生”的重要实践，即自先秦以来形成的养生传统。学界对这一议题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⑦大致来说，养生思想萌芽于春秋时期，发展于战国时期。养生文化在此时形成，与从殷商到春秋战国时期王权式微、社会结构松动、生命观开始世俗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们相信经过个人的积极努力可以延长寿命、去除老态。甚至推至极致，自战国时期开始形成的神仙家追求长生不死，更是以突破自然生命之终极限定为目标。⑧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不同背景、知识体系、宗教派别和社会地位的人开始尝试用各种方式来达到延年益寿之目的。李零在《中国方术正考》一书中，列举古代社会服食、行气、导引、房中等四类与养生有关的方技诸术，认为这些方技涉及医药养生与神仙家说这两大知识和实践体系，并指出至少在汉唐以前，两者其实是混杂不分的。⑨自宋代起，不仅养生实践日渐丰富，而且践行群体亦开始扩大。宋代上至皇帝、官员，下至一般文人、平民百姓，多有养生之法。⑩至明清时期，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发达，养生文化更是臻于成熟，在此前文人化的基础上，又出现物质化、商品化与通俗化等特点。养生得以更深刻地嵌入文人的日常物质生活，并通过日渐庞大的出版网络，以更为通俗的图像方式或更为简单的语言在社会中广为传播。(11) 综观养生历史，至晚自宋代以降，养生逐渐呈现出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持续性特点。它贯穿个体养生实践者衣、食、住、行、坐、卧等各个方面，这些实践者们还需遵循四季气候、二十四节令之变化来调适饮食、起居等活动。养生对他们而言就像是一种志业，一旦开始，那么从醒来到入睡，积月累年都要周而复始进行修炼，这种长期、重复的坚持呈现出一种自主意识和自我规训。在养生叙事中，这种养生的主动性总是会导向一种奖励性的长寿结果，不管是宋代的苏轼苏辙兄弟、陆游，还是明代的高濂，抑或是清代的曹庭轩，均为这方面的例证。(12)
